盗得心火照人间

柔情似水

盗得心火照人间

早年读到普罗米修斯的时候，一方面为他的英雄主义所感动，另一方面又有些困惑：为什么他要被绑在高加索山上而不被沉于大海，为什么又要有一只鹰天天来啄他的心！

后来书读多了，才知道这不仅是一段希腊神话，而是我们人类先知者的缩影，从中国的孔子到西方的耶和华，他们哪一个不是被各种别有用心的人出于自己的目的，戴上圣人的紧箍，披上黄金的绳索，被抬到庙宇，变成只会骗世不会说话的泥胎；要么披上各种贫困的绳索，戴上误解的锁链，打入各种偏见编织的大牢，哪一天不忍受着啄心之痛心碎之苦啊！他们最大的过错就是充当了一回俄底普斯王，破解了斯芬克斯之迷，让人类学会了思索，点燃了人类智慧的火花，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尽管我们现在告别了蒙昧时代，进入了现代文明，我们用不着刀耕火种，我们不缺少光明，但恰恰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被各种光怪流离的光明蒙住了心智，再也看不到欲望的洪水已经冲破了道德的大堤，在我们的精神家园咆哮怒吼，我们精神的家园被冲得七零八乱，人们的心在流浪，在狂奔，在迷惘，在挣扎，再也找不到人之为人的东西。人们内心深处的那点良知之火呀，也被吹得风雨飘摇，随时有熄灭的危险。

就让我做一回普罗米修斯吧，从人们的内心深处盗得那点良知之火，把它藏于书山之上诗海之中，藏于那些“非有志与力者不能至焉”的地方，无论我们的社会经历怎样的道德滑坡，礼崩乐坏，甚至崩溃，只要人们的内心深处那点良知之火不熄灭，我们的人类就会有希望。

盗良知之火的普罗米修斯呀，你要经历怎样的的枷锁加身呀，你又要经历怎样的椎心之痛啊！

盗得心火终于有一天会重照人间，我相信，我也相信大多数人也相信！

戴上红领巾

平安

哈哈镜

刘老师的文章，让我想起了十几年前读过的一篇旧文，寻出来共享。
六月四日的随想
－－纪念陈独秀逝世55周年
　　余杰
    他是一个奇怪的孩子，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是一声不哭，把严厉可怕的祖父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祖父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祖父看人看得很准，这个孩子长大后果然成为20世纪中国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
     1903年，25岁的陈独秀留学日本。当时，清国湖北留日学生学监姚煜生活腐败、思想顽固，拼命压制进步学生。一怒之下，三名热血青年闯入姚的房间，将他按在地上，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咔嚓一声剪去了姚的辫子。这一瞬间对陈独秀而言，极富象征意义，－－他的一生所走的道路在这一剪中就选定了，他为之终身奋斗的，便是剪去国民灵魂中的"辫子"。头上的辫子易剪，灵魂中的辫子却不易剪。因而，这条道路是一条悲壮之路。辛亥前后十余年，陈独秀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遍及江淮南北，到处物色革命同志。在诸多活动中，他以办报刊为核心。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编辑、排版、校核、分发、邮寄，他一一亲自动手。三餐食粥，臭虫满被，亦不以为苦。他先后办报刊数十种，"我办10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这并无任何自夸的成分。新文化运动前夕，陈独秀堪称新派独一无二的思想领袖，那时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的影响力远远赶不上他。在《除三害》一文中，陈氏指出中国的三害是"官僚、军人、政客"，真是一针见血，比韩非之《五蠹》更能切中时弊。而50年代的所谓"三害"，与之相比只能算笑柄。陈氏又云："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政党。"他开始认识到政党的重要性，然而他本质上是个性情中人，是不能为政党所容的，即使是他自己缔造的政党。
    在北大担任文科学长的两年，是陈独秀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而这段
时间里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1919年6月11日的新世界屋顶花园。那天晚上41岁的陈独秀独立高楼风满袖，向下层露台上看电影的群众散发传单。这是空前绝后的举动，以后爱惜羽毛的教授们是不敢效仿的。试想一位最高学府的文科学长，应当是衣冠楚楚、文质彬彬、道貌岸然，最好是像贾政式的人物。陈氏的作为，太出格了。但陈氏如是说："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上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20世纪新青年也。"他一辈子都以"新青年"自居。
    入狱之后，陈独秀的痛苦很快牵动了国人的心。中国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历代文字狱、迫害、杀戮，都由知识者一人承担，而与大众无关。这一次，大众与知识者息息相关了。李辛白在《每周评论》发表短诗《怀陈独秀》："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他们不愿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这首未被重视的小诗，却蕴含了相当丰富的信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定位自身？诗中人称的转换已微妙地说明了知识者的位置：你－－他们－－我们，痛
苦是"你"必须承担的。
    1921年7月23日，陈独秀在中共一大上被缺席选举为中共总书记。远在广州的陈氏听到这个消息后，该是怎样的心情呢？兴奋、惊喜、冷静、怀疑、忧惧？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案》，陈氏听到这个消息，又该是怎样的心情呢？政治上的游戏规则，非陈氏这样"侠骨霜筠健，豪情风雨频"的狂士所能理解并操作。陈独秀只能是陈独秀，永远不能形成一个"陈独秀党"或"陈独秀派"。后来，他的托派学生们再次将他开除出托派共产党，亦在情理之中。
    1932年10月15日晚，患病在家休养的陈独秀最后一次被捕。被捕后，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当局要求"严惩"、"处极刑"、"明正典刑"、"迅予处决"的，有新疆省主席金树仁、湖南清乡司令何健，以及国民党许多省、市、县、乡的"党部"等单位。同时，江西瑞金出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以"取消派领袖亦跑不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为标题，幸灾乐祸地发表消息。这也许是30年代初国共两党拥有的唯一共识吧。两个自称革命的政党都欲把这颗"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傅斯年语）除之而后快，真是耐人寻味。《红色中华》发表多篇社论，称"陈独秀叛党以后，投降到资产阶级去作走狗，充'反共'先锋"。而《中央日报》亦发表社评，宣称"反对并图颠覆国民党者，即为叛国"。相映成趣。
    "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我认为，陈独秀是革命家而非政治家。政治家是无人格无人性无人情的，而革命家则是单纯而天真、固执而顽强的侠客和文人的结晶体，亦即葛兰西所说的"哲学的实践者"。陈氏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对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实现自由社会。"他的热情从未冷却，难怪比他小得多的胡适也羡慕他的"年轻"。学生傅斯年谈论世界大势，悲观地说："十月革命本来是人类命运一大转机，可是现在法西斯的黑暗势力将要布满全世界，而所谓红色变成了比黑色势力还要黑，造谣中伤、倾陷、惨杀……我们人类恐怕到了最后的命运！"陈氏却坚定地说："即使全世界都陷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够自信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
    《独秀文存》是本世纪中国最好的文集之一。1939年，周恩来等劝陈去延安，当时中共中央想把陈弄到延安养起来，不让他在处边胡闹。但陈拒绝了。他说，大钊死了，延年死了，党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结果不欢而散。中共领袖们没有读过《独秀文存》，他们没有看透陈独秀：谁也无法把他"养起来"。同样的道理，今天成千上万的被"养起来"的文人们，能指望他们写出什么样的文字来呢？
    晚年在江津的生活是凄苦的，但却是自由的。蒋介石的资助被他拒绝……胡适建议他去美国写自传也被拒绝，他只接受北大同事和学生的帮助，晚年陈氏所做的有两件事：一是重估一切价值，"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老人一般都是知错不改的。

　　另一项工作是语言文字学研究。陈氏最后一本著作是《古阴阳入互用例表》。热性的陈氏为何偏偏选择这一冷性的学问？我不是语言学家，无法评定陈氏一系列语言文字方面著作的学术价值，但直觉告诉我：陈氏的选择绝非偶然。20世纪后半叶，语言学在人文科学中成为显学，思想的突破首先在语言学中实现，若干思想巨匠都是语言学家，如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福柯、罗兰·巴特、哈贝马斯……陈独秀选择语言学，并非陶渊明式的、寻找一条自适之路、一处温馨桃花源，而是与他登上新世界的屋顶散发传单的行为一样－－高屋建瓴。天地大气的分合汹涌，只有真正的"龙"才能体验到。整个20世纪，中国人过的都是"虫"的生活，在几个称得上"龙"的人呢？
    "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诗人枉向汨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后两句是牢骚，当不得真；前两句则是心里话，令他的朋友们汗颜。
    作为一名享受着文科学长盗来的火种的后辈学子，我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1997年6月4日，陈独秀逝世55周年（5月27日）后一周－－写下我的纪念文字，也写下我对民主和光明的敬意。

飞蝴蝶

有空再看

柔情似水

哈哈镜 发表于 2012-8-23 20:31
刘老师的文章，让我想起了十几年前读过的一篇旧文，寻出来共享。
六月四日的随想
－－纪念陈独秀逝世55周 ...

谢谢了，长了不少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