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车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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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车情缘
我生长在自行车的时代。孩提时，看见骑自行车的像个怪物；上初中时，同学们骑自行车上学，我很羡慕；上高中时，学会了骑自行车，也有了自己的自行车。自此，我的学习、工作、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就没有离开过自行车。它与我同欢乐，共悲伤，它是我的伙伴，它见证了我的成长。
我小的时候，家里很穷，买不起自行车。每当看到别人骑着自行车去走亲访友、下地干活的时候，我就十分羡慕。上初中时，同学们大都能骑上自行车上学，唯独我和族叔廷弼每天步行上学。为了不迟到，每天我们早早地出发，经常来不及吃早饭，拿着刚出锅的金黄的棒子面饽饽，一边走一边吃。离学校八里多的路程，用不了一个小时就到了。经常比骑自行车的同学到得都早。偶尔晚一点，骑自行车的同学就驮我们一段路程，这样一直到初中毕业。初中时，我刻苦学习，遵守纪律，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加入了共青团，多次受到校长杨思迁的表扬。
1976年秋季，廊坊日报社和县委宣传部举办通讯员培训班。村里推荐我参加培训。我骑着自行车到大柳河公社常久村大队参加培训。在那里培训半个月，每天都是上午学习，下午劳动。由廊坊日报社群工科的负责人和县委宣传部的同志给我们讲一些写作的基础知识及亲身体会。以后，分组到本县各地实地采访写作，我们又骑上自行车先到了龙街公社，再分小组到岳辛庄村，后又骑自行车到了高头公社，在分小组到东洋坦村。记得在由龙街去高头的路上，伙伴们骑着自行车，带着行李，一路上有说有笑，神气十足。可是到了龙街公社天已经黑了，公社的食堂里已经没有饭了，那时不像现在这样，外面有的是饭店，（当时除了供销社商店，没有任何店铺）领导只好请求伙房大师傅给我们贴了一锅小舌头似的高粱面饼子，一人分给一个，吃进肚子里，那儿也不到那，就这样暗休了。第二年冬天，我又骑自行车沿着大清河畔，行程近百里到新镇公社参加通讯员培训。从此，我就经常给报社、电台写稿。我写的稿件，多次被廊坊日报、廊坊电台及我县有线广播站采纳。
1973年底，我们升高中，正赶上全县统考，（此前“文革”中是不考试的）我们村30多名应届生，有15名考上了高中，其中我和侄子景云都被录取。这一年滩里撤了高中班，我们要到左各庄中学去上学，需要走读，如果住校的话，还要自带一个礼拜的干粮，因为学校没有学生食堂。听说大柳河中学有学生食堂，有学生宿舍，学生交面粉，食堂给代做。当时我父亲在大柳河公社工作，我和侄子就从左各庄中学转到了大柳河中学。记得办理转校手续时，我步行踏着皑皑的白雪到大柳河，又从大柳河到左各庄，沿海河大堤经安里屯回家。
第二年春季开学，侄子骑着自行车驮着我和行李到大柳河中学报道入学，每隔一两周回一次家。我和侄子同年同岁，他比我小半年，我不能总让他驮着，我要学骑自行车，于是在上学来往的路上，在侄子的指导和帮助下，我骑在自行车上稳住车把，他在后面扶着后椅架，他在后面再推上一阵子，这样我很快就学会了骑自行车。很快家里也给我购置了一辆崭新的“大铁驴”，这“大铁驴”车体长，用无缝钢管焊接，特别结实，骑着稳当，可托重物。那时，对我来说确实是一大幸事，我终于有了自己的自行车。家里距离学校25里的路程,两个多小时就能往返一次。那时，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搞勤工俭学师生们种药材，有红花、板蓝、枸杞等等，枸杞子成熟的时候，老师领着我们到枸杞园里摘枸杞子，那枸杞子黄豆粒一般大，红红的，圆圆的，亮亮的，里面满是红色的汁儿和无数个黄黄的籽粒，据说有补血功能，我们一边摘，一边吃，挺甜的。据说吃多了上火，鼻子出血，也不敢多吃。学校还组织师生骑自行车去石马干渠大堤上打柳树条子，去李庄农场钎高粱穗。劳动中或间歇时，我们有说有笑，老师还经常给我们讲故事，猜谜语，我们感到很快乐。
1978年新年刚过，我同老书记申请，做了一名民办教师。当时的办学条件相当差，教室不够，一个学校有好几个教学点，
桌凳没有，就用砖垒，为了使其牢固一点，校长就同我们几位老师骑自行车胜芳水泥厂买水泥，用自行车拖回学校，再到河边挖些流沙，按比例和好，抹在桌面凳面上面，为使孩子们不受凉，我们就把废纸用水浸湿，打碎，再用白面打成浆糊，然后和在一起，做成纸浆，将其粘在桌凳面上。
那是，期末考试也是全公社统考，交换监场阅卷，我们就自带干粮（午饭）骑自行车到其它学校监考。不像现在这样，教师们吃好了，喝好了，学生们也就考好了。为了提高教师素质，县里每到寒暑假都举办教师培训班，教师们都是骑着自行车，带着行李，到指定的地点去培训。
1979年秋假，我按照领导的安排，骑着自行车带着行李到刘么中学培训，内容是初中政治课的教学。
1983年，我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考入文安师范，全县57名学生中，我们公社有7名，我们村就有4名，我又同同学们一起骑上自行车，开始了新的学生生活。我们同去同归，结伴而行，不管刮多大风，下多大雨雪，从没有挡住我们骑自行车上学的路。
我在滩里中学任教10年，每天都是骑自行车去上班，有时一天往返两次，既锻炼了身体，又可以兼顾家庭，因为我母亲有病，需要人照顾，家里还有几亩责任田。一般情况下，我每天都是早早地骑自行车到学校食堂吃早饭，然后上班。一辆红旗牌加重自行车，后椅架上偏挎一个小筐，筐里放一把镰刀和一个编织袋。冬季烤火期间，去的时候在道边捡一些人们伐树时拉下的小木块，到学校给教研组、宿舍、教室生炉火做引火用。经常有这样的事，学生下了晚自习，他们宿舍的炉子灭了，没有引火生炉子，我知道后，就把自己在路边拾到的树枝、木块送给他们，使他们夜里不挨冻。并嘱咐他们防止煤气中毒。回家时，再在路边捡（打）些柴禾，用自行车托到家中。每当秋后树木落叶时，那路边的小沟里，到处都是厚厚的、干干的树叶。我就往编织袋里装，装得实实的、满满的，托到家里做饭取暖。就这样我转重为轻、化整为零，为家里解决了烧柴问题。
除此之外，在骑自行车上班往返的路上，一边骑自行车，脑子里一边酝酿着课堂教学，这一课怎么开场，怎么结尾，怎么突破重点、难点，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培养学生的能力。把现代教育理论同现实教育教学实践相结合，使我提高了教学效率，多次被评为县市级先进教育工作者，还写出了几十篇教育教学论文，在省、市、县获奖，并有多篇发表在国家、省、市级刊物上。如《课堂教学的激励艺术》、《课堂教学是艺术》、《在思想政治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等等。我写的《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注重对青少年的教育和培养》获廊坊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优秀奖，（后以“情歌情诗对青少年的影响”、“中学生要文明交往”“中学生要讲究自然美”等标题陆续发表在《廊坊日报》上），2004年9月，我同县委宣传部、县委党校的同志一起参加了廊坊市委宣传部、市委党校、市教委等部门联合举办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同市委领导合影留念。
我还经常骑自行车去家访，一次，我班女生得归乡翟村的翟文慧同学病了，放学后非要请假骑自行车回家，天晚了，我担心一位女生路上的安全问题，我就告诉校领导，我也骑自行车送她回家，顺便同其家长沟通，从而使她取得更大的进步。她的家人对我的做法十分感激。我每年都利用早晚时间骑自行车陪学生们练长跑，以使我们班在每年的春冬季长跑中都能取得好成绩。
1992年，我父亲退休，将一辆轻便自行车送给我。我骑上它，真是得心应手，又快又省力，从家里到学校10来里的路程，20分钟就能到达。那年麦假，我给毕业班的学生们上完晚自习，家里给学校打去了电话，说听天气预报夜间有雨，要我回家苫麦子。主任告诉了我，我骑上这辆自行车，月光下，在廊大路上飞驶，偶尔有一辆汽车驶过，感到非常轻松而愉快，不一会就到了家.
第二年的一天上午，我们教研组的邢风孜老师骑着我的这辆自行车去赶集，将自行车放在乡政府大院里（她丈夫在那里工作），让人家给骑走了，回来告诉我自行车丢了，疼得我好几天都吃不好，睡不香，像丢了魂似的。她赔了我一辆相似的轻便自行车，大腿活，链子总掉，太难骑了。我只好又骑上了原来的那辆红旗牌加重自行车了。
1995年暑假，通过关系我调到了滩里镇小学，任西新桥中心校代理主任，后任校长。在此期间，我们经常骑自行车去文教室开会，去全乡镇各小学检查指导工作。那年年底联查，文教室刘则信校长通知我们早7点到安里屯学校集合，我和陈向旭校长，骑自行车早早地就赶到了，当时还没有人到，我们就到果子铺里去吃早点，回去后，只晚了一分钟，就罚我们每人20元，还有再晚一点的，就罚50元，用这些钱给各学校负责人每人买了付皮手套。只这一次，以后开会什么的，我再也不敢迟到了。
我在西新桥中心校任校长10年，将科学的教育管理理念与教育教学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实行人格化管理与制度约束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实行科研兴教，调动了全校教师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培养了许多骨干教师，1998年小考成绩突出，学校被评为全县教学工作先进单位，教师节受到县委县政府的表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