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英雄崔福庆
本帖最后由 weiran 于 2016-10-7 14:43 编辑战斗英雄崔福庆
文/刘凤迎 何万志
国庆长假到了，人们纷纷驱车登山踏海，甚至登上飞机，到美国，到泰国，一览异国风情。而我们却推上我那辆闪电白龙驹（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的自行车），钻进了一处低矮的小平房，也钻进了一段烽火连天激情燃烧的岁月。俗话说山高人为峰，本来在周围高层楼房的映衬下低矮得象井一样的小平房，却因一位老人的精神与胸怀成为文安县精神的至高点，至少我个人这样认为。
一、我是党的人
我们采访的这位老人叫崔福庆，小名“命来”，文安县西关村人，生于一九二一年或一九二七年。身份证上是一九二一年，而子女们认为是一九二七年，不知是子女们记忆有误还是身份证有误。1945年3月参加革命，担任文安县支队杨贵生的警卫员、通讯兵。1946年任晋绥军区首长警卫员，后历任班长、排长，1949年建国前夕任特务连副连长。曾参加过解放王庆坨、胜芳保卫战、解放大同、解放包头、延安保卫战，集宁、绥远等战斗，听从指挥，机智勇敢，屡立战功。1957年转业到地方，先后在左各庄、鄚州（文安、大城、任丘三县合并）苏桥、赵各庄、文安县武装部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在王村蹲点期间，因打井抗旱，从井架上掉下摔成腰部重伤。这样一份长长的履历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样一位老八路、老领导、文安的老功臣的家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说句实话，虽然咱地位鄙微，但是凭借着“文化人”这顶招风却不蔽雨的破帽子，在走进崔老家之前也曾走进一些大领导的家，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我跨进领导门槛的心情———晃眼。除了豪华的家具，就是古玩字画。但是走进老人的屋，我也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震撼！狭窄的空间里，几件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家具，可以称得上名人字画的只有三幅：一幅是毛泽东的画像，一幅是习近平的画像，还有一幅十大元帅的画像。估计是老人过年赶集的时候，是从地摊上请到家里来的吧。老人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是毛主席的兵，是党的人。我今年快九十了，我一辈子做了唯一一件不后悔的事就是跟党走，听党的话，任何时候也没有给党添麻烦，没有给党抹黑！但是我没有做够啊，现在我的孙子长大了，我还要让我的孙子去当兵，当习主席的兵，当共产党的人。我孙子踏出这个家的家门的时候，我跟我孙子说，孩子，记住：跟党走，听党的话！”
老人精神矍铄，说话堂音很高，浑身上下充斥着一种凛然正气，我看到了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面貌，看到了共产主义信仰的力量，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有着这样的党员，有着这样的信仰，中华梦何愁不能实现！说句实话，我也是一名党员，也是党的人，在老人面前觉得很渺小，甚至很可怜。
临走的时候，老人非要请客，顺便自己也解解馋，老人象个孩子似地眨眨着眼睛，狡猾地笑了笑，说：“想吃碗刀削面了”，我的鼻子不禁一阵发酸，眼睛不知什么时候湿润了。
二、 我饿啊
“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当兵，饿啊！”
老人浑浊的目光穿越到民国二十八年。日本人为了报复我军的进攻，丧尽病狂炸开了河口。河水象一条条浊龙，咆哮着一路东行，庄稼被没了，就连高粱也只剩下一个小脑袋。大水差点吞没今天的文安县城的城墙，孩子们可以坐在城墙上洗脚，迈过城垛子就可心坐上大船。地里颗粒不收，可谓锅内无米，灶下无柴。妈妈给人家缝缝补补，哥哥到了冬天，给人家撑拖床跑运输，风里来雨里去，到了年根了，连顿过年的饺子都吃不上。妈妈在一位好姐妹那里借了二斤高粱，又从另一位当家的哥哥那里借了一把晒干了的马齿菜。二斤高粱能碾出多少面来？家里吃饭的人多呀，给爷爷奶奶每人盛一碗后，还能剩下多少。我和妹妹在家里最小，分得饺子最多，一共分了五个。我和妹妹每人吃完一只后舍不得吃，就藏在窗台后面，明天再吃。谁知道啊，到了晚上就被猫给拉走了，为了那三只饺子啊，我们姐弟俩抱着头这顿哭呀，我一辈子忘不了。第二年开春，天暖和，我背着筐拾柴火去。拾了一半，我就把筐头一扔，去他娘个瓜打子去，我要吃饭，我要吃饱饭，我要当兵去，就这样，我当了八路了。当兵的那年才十六岁，人太小，个子又矮，哪跟得上大部队啊，就拽着个驴尾巴。满以为当上兵就能吃上一顿饱饭，但是还是饿。打绥远的时候，我们趴在雪地里，趴了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不动啊，后来贺龙下了死命令了，无论如何也要把粮食运上去。我记得是油麦，炒熟了的油麦面，每人一小捧。没有碗，就一个人发一个小瓦片，就着雪吃。肚子里总算有点食了，冲锋号就吹起了。我端起枪，拨拉了下我身边的两个兄弟：“兄弟，冲锋号都吹响了，往前冲啊！”
两个人再也没有站起来，在雪地里活活冻饿而死。后来咱们就有了大炮了，我当了炮兵了，跟国民党打。当时应该是驻扎在哑巴岭，一架小飞机飞过来了，飞得那个低啊，后来才知道那叫侦察机，肚子底下有个照相机。那时的炮弹多金贵呀，我们就用机枪打，飞机着火了，冒着烟，一个跟头就飞走了。我们立功了，部队给我们炖的肉。我们刚吃上一口，还没有咽下去了，炮弹雨点一样向我们呼啸而来，我们一共是七个人，上面的人都被炸成沫了，我们的班长紧紧地压着我，因为我最小。我推开班长，班长已经没气，嘴里紧紧地着那块肉。我大声地嚎着：“班长，肉，肉，吃吧，吃吧，到那边咱再也不做饿死鬼，班长，你吃肉啊，你吃肉！”
到了开国大典那一天，我们才不挨饿，我记得清清楚楚，不分官兵，每人发三块钱，放假三天，那三块钱，怎么花也花不完，我们就吃啊，可算吃上饱饭啦！
三、 我差点被枪毙了
刚参军的那时候，我给文安支队的杨桂生当警卫员，我当时年龄小，个子小，当通讯兵来往送信，大家还以为是小孩儿呢，不扎眼。当时部队要发动总攻了，让我送信。时间就是生命，我就跑啊，生怕误了大事。当时为了阻止日军的扫荡，地里竟埋地雷，怎么那么倒霉，我一脚踩在地雷了上。地雷是翻板地雷，你脚不抬，地雷不响。我就把鞋脱了，一点一点地挪，但是鞋子太轻，万一地雷响了怎么办。我就把背包放在地雷上，恐怕重量不行，压不住翻板。我又把枪摘了放在地雷上，然后就地十八滚，地雷没有响。但是枪怎么拿回来啊，枪是军人的第二生命，人在枪在。我就把绑腿解下来，拴上树枝，扔过去，套住枪，一点一点往回拉，总算把枪拉回来。我跑着去送信，但是晚了整整一刻钟。贻误了战机，要被枪毙的。过来两个人就要把我架出去给枪毙了。我说在被枪毙之前总得让我把情况说明白了吧，我就把情况如实地汇报了一下，结果不但没把我枪毙，还立了个三等功！
总攻开始了，我端着大枪就往前冲，刚一开枪，枪管就给炸了，炸了我个满脸花，倒了了血泊里，可能是刚才踩地雷的时候，枪管里进去沙子了。
四、光屁股战斗英雄
后来我就当了班长了，刚才不是说到在雪地里冻死两人吗，这减员了咱不得跟上面报告吗，走到半道上，坏了，闹肚子，我就找了个坟地，脱下裤子就拉，一会从坟地里钻出来一位国民党军官，提着盒子，这怎么办，要是被他发现了我是必死无疑啊，我手里没家伙呀，我壮着胆子大喝一声：“举起手来，动一下我就开枪打死你！”敌军官乖乖地举起手来。我上去就把他的枪下了，押送到部队。首先见了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崔福庆。”
“崔福庆！”
“到！”
我行了个军礼，忘了自己还提着裤子呢，结果裤子一下子掉到了脚跟底下，我成了部队里有名的光屁股战斗英雄。
五、 打井英雄
1957年转业，分到文安，后来调到县武装部主管全县的民兵训练。当时王村是全县一个民兵训练基地。生产训练两不误，我们还要夺全县的红旗。当年大旱，我领着民兵们打井抗旱，钻块了，我爬上钻井架去修，结果一不小心从钻进架上掉下来，腰椎骨被摔断了。被拉到天津医院医治。当时的县委书记陈建到天津医院看望，陈书记以一个首长的口吻，大声命令道：
“崔福庆，我现在以一个首长的名义命令你，必须在医院的硬板床上给老子躺足一百天，完不成任务，老子毙了你！”
老书记眼里噙满了泪花。
我皱着眉头，大声喊道：“我以一个党员的党性向首长保证，保证完成任务！”
后记：老人在一九五八年转业的时候，响应的党的号召，减轻党的负担，把已随军转成非农业的家属全部转成农业户口。现在大女儿患癌症已是晚期，大姑爷脑栓塞，生活不能自理。儿子基本上靠给人家洗车种点地维生。老人一再跟我们强调，感谢党，感谢政府，把我从一个农村的土娃娃培养成干部，不但让我能吃饱饭，还让我有了这么多孩子，我的孩子们都能吃饱饭，我现在是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想吃刀削面就吃刀削面，想吃包子就吃包子，多好啊！
(作于2016年10月)
访老革命战士崔福庆
在我们小区附近经常看一位耄耋老人在家人的搀扶下或推着养步车遛弯的身影。听人们议论说他是一位老革命干部，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我早想访问访问这位老革命，国庆节前夕接到文安县爱心联盟的通知，让人们提供在县城附近居住的老革命战士。为了得到他的细祥资料，我对老人进行了访问。
秋日暖阳，我们走进老人的家。是一进普通的三间瓦房，一个小院，屋子里朴素整洁，靠墙摆放上一把躺椅。墙壁上挂着毛主席周总理和十大元帅的画像。老人独自一人坐在炕沿上正在看电视，电视的音量调的很高，我向老人说明来意，老人耳背听不好，交流起来很困难。好在他长女就住在附近，他引导我将她叫来，长女给小妹打电话，又把老人的小女叫来。通过他两个女儿传话勾通，我们对老人进行了成功的采访。老人只是听力不好，思维敏捷，记忆力惊人，声音洪亮。对他亲身经历过的战斗都能说出个大概，而且挥动着手臂，动情动容，像给孩子们做报告。
按照爱心联盟的要求，我们用手机把拍了老人的身份证的照，也给老人拍了照，发给了爱心联盟。老人说他今年89岁，而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是1921年，显然二者不符。经核对是身份证上打错了，把7打成了1。
老人的老伴已过世，是天津人，祖籍文安县西码头村，解放前随父母逃荒要饭盲流到天津，解放后经亲戚介绍与老人结成伴侣。生育四子二女，现已子孙满堂。1958年响应党的号召，将全家非农业户口转为农业户口，现在都靠务农和打工为生。一个孙子崔国辉为现役军人，在部队荣立三等功。他说我对孙子的希望就是在部队这所大学校里锻炼成长，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还说我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使我一个农村土娃娃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我活到这个岁数，赶上这样的好社会，儿女孝顺，家庭和睦，我很幸福。我的好多战友，在战斗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多次死里逃生，而且能活到这个岁数，我感到很幸运。
崔福庆，男，文安县西关村人，1927年10月生。1945年3月参加革命，任文安县支队战士，1946年任晋绥军区炮兵团首长警卫员，后历任班长、排长，1949年任特务连副连长。曾参加过解放王庆坨、胜芳保卫战、解放大同、解放包头、延安保卫战，集宁、绥远等战斗，奋勇杀敌，机智果敢，屡立战功。1957年转业到地方工作。
下面我们把老人讲的亲身经历的战斗整理成几个小故事，以飨读者。
一、送命令踩上雷差点儿丧命
1946年是我当兵的第二年，那年我18岁，给文安县支队城厢区区小队指导员杨桂生当通讯员。部队准备攻打王庆坨，首长派我往连队送进攻的命令，我背着马三八就出发了，马三八是日本造的一种短枪，因为我个子矮，长枪我背不起来，部队就让我用这种短枪。途中我一边观察一边慢跑，怕误了时辰，唉，真是越渴越吃盐，跑着跑着，冷不丁我感觉脚下 的泥土往下一塌：“坏了，我踩上地雷了。”瞬间冷汗从我的头上流下。“是脚踏雷”，这种雷踏上不动不会响。我心中暗暗庆幸，于是我不敢抬脚了，静下心来慢慢想对策。在训练时我们学过对付这种地雷。我拔出刺刀想在地上取个土块儿，可是经过人踩马踏的土路又干又硬，我蹲下来用刺刀尖在地上划了一个方形，按照划出的痕迹拼力挖出小沟儿，累得我浑身往下淌汗，汗水浸透的衣服，溅起的细土糊在脸上身上，眼都睁不开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挖下了一块十来斤重的土块儿，压在了地雷上，怕压力不够，就把身上的背包取下来，也压在了上面，还是怕压力不够，又把我身上背的马三八压上去。估计也差不多了，我躺下身子往外面一滚，地雷没响。头脑里紧绷的那根弦，才稍稍松了下来。真是感天念地，不然我死了算不了什么，关键是时间就是生命，命令送不出去延误了发起进攻的时间，会给战斗造成多大损失。我躲过了这一劫，但是枪还在上面，我想枪是战士的第二生命，枪丢了没法向组织交代，你说丢了，人家说你送给敌人了，这事说的清楚吗？我必须把枪取下来。怎么办呢？我想到了两条绑腿，就把它解下来，连结在一起，一端拴在抢头上，还是怕长度不够，但是一时也想不出再好的方法，有什么算什么吧。卧倒后伸出一只胳膊，用手攥住另一端往外一滚，还好由于土块的重量够了地雷的承受力，地雷没有响，我高兴地捡起枪，往身上一背，撒开腿一路狂奔。在挖土块时泥土溅在脸上，跟汗水和在一起，我成了一个真正的土猴儿，也没顾得系绑腿，拿起枪拉拉着绑腿带子，往连队跑去，一门心思就是快点把情报送到首长手里。
命令送到了，晚了一刻钟，首长要枪毙我。我说枪毙我行，我没意见，只要你把让我把话说完。首长让我说，我就把途中怎么踩上了雷，又怎么排除的一五一十的向首长作了交待。首长见我这个狼狈相不是说谎，经过调查核实，不仅没有枪毙我，还给我记了一次三等功。
若干年后，我去看望杨桂生同志。当时他以80高龄，小脑萎缩。他问我:“你是谁呀，你是小高儿吗？”当年小高儿在一场战斗结束后他去坟头儿边儿解大便，一蹲蹲到了一个地雷上，被炸得连骨头都找不到了。我说:“小高儿不是被地雷炸死了吗？”
“那你是谁呀？”
“我不是那个送信儿晚了，你非要枪毙的那个小崔子吗？”
“噢，你是小崔子啊!”
二、田参谋长牺牲，贺龙给我画脸
1946年跟随区小队打下胜芳王庆坨后，我被调到晋绥军区炮兵团。团长叫胡新，政委叫李书平，副团长叫刘德福，参谋长姓田，记不起他的名字了。我任副团长刘德福的警卫员。
一次我跟田参谋长去侦察地形，观察完后，田参谋长蹲在山坡上，拿出纸和笔在那聚精会神地画。这时飞来一颗炸弹，打中了田参谋长的腹部，肠子都流出来了，当场壮烈牺牲。我把他的肠子填回肚子里，用绑腿带子缠住，然后把他吃力地背回营地。
一次我跟随副团长刘德福去晋绥军区司令部向贺龙老总汇报工作。贺老总听完汇报作了指示后，外面下起了大雨，我们一时回不去丐司令部，刘副团长给我找了个地方让我躺下休息一会儿，我睡着了，睡得很香很死。贺老总看我躺在那里呼呼大睡，就拿来了蘸了墨的毛笔，在我的脸上划起了道儿道儿，嘴巴、眉毛、脸巴子上都留下了贺老总的杰作。我却全然不知。
回到了营地，刘副团长对我说:“你去照一下镜子。”我看到自己被滴了脸化了妆。刘副团长问我:“你知道这是谁给你画的吗?”我一时无语。他哈哈大笑，说这是贺老总的杰作。我想贺老总日理万机，指挥千军万马，在战斗的间隙中还有兴致和一个普通的士兵开玩笑，真是平易近人，心胸宽阔。
三、攻打桌子山，活捉国民党军官
那年冬天，下了一场大雪，天冷的厉害，人哈口气都结成冰霜。我连战士驻扎的桌子山脚下，三天三夜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贺老总连续下了几道命令要攻打桌子山，也没有办法执行，关键是大雪封路走不了。待天气缓和了些，贺老总下了死命令，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要把桌子山拿下来！必须想办法搞到粮食，给前线的战士送上去，吃了饭就要冲锋。后勤部门搞到的是油麦，战士们没有吃饭的家伙，就用苫房的小布瓦，发给每人一片儿，战士们把油麦放到瓦片儿上，用雪和了，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战士们吃饱了，立刻有了精神。战士们迅速集合。冲锋号响了，战士们一鼓作气拿下了桌子山。
当时我是班长，我们班有两名战士连饿带冻动弹不了了，我们就把他俩放在炕头上，烧点儿火，给他俩盖上了棉被，想让他们热乎热乎。开饭的号吹响了，他俩还不出被窝儿。我过去把被子一掀:“你俩怎么还不动，装什么蒜！”他俩还没有反应，一摸他俩的鼻孔，已经停止了呼吸。人死了，我马上去连部报告。路上我内急要解大便，找到了一个厕所刚蹲下，就发现从过道里出来一个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官，她手里握着个大二八盒子。我手无寸铁，怎么办，我急中生智，大声诈唬他:“不许动！你给我跪下！举起手来！要不我毙了你！”你还别说，这一招儿还真灵，他乖乖的跪下了举起了双手。说时迟那时快，我一手提着裤子，一手夺过了他手中的枪，一脚把他踹倒在地，来了个前趴虎。我一手提着裤子，一手举着大二八盒子把他押到了连部。连长问我怎么回事，我就把冻死两个战士活捉敌军官的过程作了汇报。连长表扬我说:“小崔子，好样的!”
四、几次遇炸脱险，部队打散认干妈
哑巴岭战斗结束后，我部驻扎在代县以西左运右运一带。一天一架敌人的小飞机在上面盘旋，越飞越低，机枪步枪的射程之内，战士们就用枪打。它又折了个个子，又冒火儿又冒烟儿，一看这不是打中了呗，还用打吗？也不用隐蔽了，战士们都出来啦。事后才知道，这是一架小型侦察机，它在空中盘旋，选好方位垂直往下降，降到一定程度选准角度拍射，拍照完了它又飞走了，这些当时我们都不知道啊。没过20分钟，这一顿炮弹把我们打的。俺们那个班长叫强子脑袋钻进油麦堆里，敌人打完炮弹我去叫他:“怎么了？你撅着个屁股干什么啊，快跑啊!”再一拉他，他的脑袋都被炸滥了。当时我躲在一个埋死人的坑里，躲过了这场灾难。
1946年秋打大同，我们7个炮兵战士靠一棵大槐树作掩护，躲在大树洞里。突然30多架号称“黑寡妇”的敌机对我阵地狂轰乱炸。槐树炸倒，阵地被埋，我们7个炮手只救出了两个，第一个被救出的是一个叫田仓的山西人，第二个就是我，其它5人都壮烈牺牲了。我一只耳朵被震聋，至今没好。
记得一次战斗结束后，正开饭，是炖的肉，每人一碗。这时只见北面的山头上乌烟障气，再定睛一看乌鸦鸦一片向我们扑来，原来是傅作义部的一个骑兵旅向我们发起了进攻。敌人的装备精良，射程之内的就用40步枪打，被追上了的就用刀砍。我们慌忙架起炮车，6匹骡子拉一架炮车。我手里还端着一碗肉，跑着跑着我摔了一跤，把肉扣了，立刻抓起一把填到嘴里，一边吃一边跑。敌军追上一个杀一个，我一看大事不妙，就藏在了一棵大树洞里，敌军只顾追杀，没有发现我。我躲过了这一劫。
部队被打散，我们只能白天躲到山洞里，夜间出来找点吃的，等待时机寻找部队。我们不敢打扰百姓，不敢偷地里的庄稼，我就溜到一个小村里，装作要饭的，认了个干妈，她给我吃的，使我活了下来。后来和她说明了情况，她就给我们藏在山洞里的几个战士送些吃的，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那时军队上纪律相当严格，一个连长，长征战士，饿得难挨，偷挖了老百姓一块山圩吃，被关了3天紧闭。我以为我这次认干妈，要干粮，打扰了老百姓，违犯了纪律，等着受处分了，结果找到部队后还受了表扬，说我会做群众工作了。
(未完待续)
访老革命战士崔福庆
在我们小区附近经常看一位耄耋老人在家人的搀扶下或推着养步车遛弯的身影。听人们议论说他是一位老革命干部，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我早想访问访问这位老革命，国庆节前夕接到文安县爱心联盟的通知，让人们提供在县城附近居住的老革命战士。为了得到他的细祥资料，我对老人进行了访问。
秋日暖阳，我们走进老人的家。是一进普通的三间瓦房，一个小院，屋子里朴素整洁，靠墙摆放上一把躺椅。墙壁上挂着毛主席周总理和十大元帅的画像。老人独自一人坐在炕沿上正在看电视，电视的音量调的很高，我向老人说明来意，老人耳背听不好，交流起来很困难。好在他长女就住在附近，他引导我将她叫来，长女给小妹打电话，又把老人的小女叫来。通过他两个女儿传话勾通，我们对老人进行了成功的采访。老人只是听力不好，思维敏捷，记忆力惊人，声音洪亮。对他亲身经历过的战斗都能说出个大概，而且挥动着手臂，动情动容，像给孩子们做报告。
按照爱心联盟的要求，我们用手机把拍了老人的身份证的照，也给老人拍了照，发给了爱心联盟。老人说他今年89岁，而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是1921年，显然二者不符。经核对是身份证上打错了，把7打成了1。
老人的老伴已过世，是天津人，祖籍文安县西码头村，解放前随父母逃荒要饭盲流到天津，解放后经亲戚介绍与老人结成伴侣。生育四子二女，现已子孙满堂。1958年响应党的号召，将全家非农业户口转为农业户口，现在都靠务农和打工为生。一个孙子崔国辉为现役军人，在部队荣立三等功。他说我对孙子的希望就是在部队这所大学校里锻炼成长，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还说我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使我一个农村土娃娃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我活到这个岁数，赶上这样的好社会，儿女孝顺，家庭和睦，我很幸福。我的好多战友，在战斗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多次死里逃生，而且能活到这个岁数，我感到很幸运。
崔福庆，男，文安县西关村人，1927年10月生。1945年3月参加革命，任文安县支队战士，1946年任晋绥军区炮兵团首长警卫员，后历任班长、排长，1949年任特务连副连长。曾参加过解放王庆坨、胜芳保卫战、解放大同、解放包头、延安保卫战，集宁、绥远等战斗，奋勇杀敌，机智果敢，屡立战功。1957年转业到地方工作。
下面我们把老人讲的亲身经历的战斗整理成几个小故事，以飨读者。
一、送命令踩上雷差点儿丧命
1946年是我当兵的第二年，那年我18岁，给文安县支队城厢区区小队指导员杨桂生当通讯员。部队准备攻打王庆坨，首长派我往连队送进攻的命令，我背着马三八就出发了，马三八是日本造的一种短枪，因为我个子矮，长枪我背不起来，部队就让我用这种短枪。途中我一边观察一边慢跑，怕误了时辰，唉，真是越渴越吃盐，跑着跑着，冷不丁我感觉脚下 的泥土往下一塌：“坏了，我踩上地雷了。”瞬间冷汗从我的头上流下。“是脚踏雷”，这种雷踏上不动不会响。我心中暗暗庆幸，于是我不敢抬脚了，静下心来慢慢想对策。在训练时我们学过对付这种地雷。我拔出刺刀想在地上取个土块儿，可是经过人踩马踏的土路又干又硬，我蹲下来用刺刀尖在地上划了一个方形，按照划出的痕迹拼力挖出小沟儿，累得我浑身往下淌汗，汗水浸透的衣服，溅起的细土糊在脸上身上，眼都睁不开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挖下了一块十来斤重的土块儿，压在了地雷上，怕压力不够，就把身上的背包取下来，也压在了上面，还是怕压力不够，又把我身上背的马三八压上去。估计也差不多了，我躺下身子往外面一滚，地雷没响。头脑里紧绷的那根弦，才稍稍松了下来。真是感天念地，不然我死了算不了什么，关键是时间就是生命，命令送不出去延误了发起进攻的时间，会给战斗造成多大损失。我躲过了这一劫，但是枪还在上面，我想枪是战士的第二生命，枪丢了没法向组织交代，你说丢了，人家说你送给敌人了，这事说的清楚吗？我必须把枪取下来。怎么办呢？我想到了两条绑腿，就把它解下来，连结在一起，一端拴在抢头上，还是怕长度不够，但是一时也想不出再好的方法，有什么算什么吧。卧倒后伸出一只胳膊，用手攥住另一端往外一滚，还好由于土块的重量够了地雷的承受力，地雷没有响，我高兴地捡起枪，往身上一背，撒开腿一路狂奔。在挖土块时泥土溅在脸上，跟汗水和在一起，我成了一个真正的土猴儿，也没顾得系绑腿，拿起枪拉拉着绑腿带子，往连队跑去，一门心思就是快点把情报送到首长手里。
命令送到了，晚了一刻钟，首长要枪毙我。我说枪毙我行，我没意见，只要你把让我把话说完。首长让我说，我就把途中怎么踩上了雷，又怎么排除的一五一十的向首长作了交待。首长见我这个狼狈相不是说谎，经过调查核实，不仅没有枪毙我，还给我记了一次三等功。
若干年后，我去看望杨桂生同志。当时他以80高龄，小脑萎缩。他问我:“你是谁呀，你是小高儿吗？”当年小高儿在一场战斗结束后他去坟头儿边儿解大便，一蹲蹲到了一个地雷上，被炸得连骨头都找不到了。我说:“小高儿不是被地雷炸死了吗？”
“那你是谁呀？”
“我不是那个送信儿晚了，你非要枪毙的那个小崔子吗？”
“噢，你是小崔子啊!”
二、田参谋长牺牲，贺龙给我画脸
1946年跟随区小队打下胜芳王庆坨后，我被调到晋绥军区炮兵团。团长叫胡新，政委叫李书平，副团长叫刘德福，参谋长姓田，记不起他的名字了。我任副团长刘德福的警卫员。
一次我跟田参谋长去侦察地形，观察完后，田参谋长蹲在山坡上，拿出纸和笔在那聚精会神地画。这时飞来一颗炸弹，打中了田参谋长的腹部，肠子都流出来了，当场壮烈牺牲。我把他的肠子填回肚子里，用绑腿带子缠住，然后把他吃力地背回营地。
一次我跟随副团长刘德福去晋绥军区司令部向贺龙老总汇报工作。贺老总听完汇报作了指示后，外面下起了大雨，我们一时回不去丐司令部，刘副团长给我找了个地方让我躺下休息一会儿，我睡着了，睡得很香很死。贺老总看我躺在那里呼呼大睡，就拿来了蘸了墨的毛笔，在我的脸上划起了道儿道儿，嘴巴、眉毛、脸巴子上都留下了贺老总的杰作。我却全然不知。
回到了营地，刘副团长对我说:“你去照一下镜子。”我看到自己被滴了脸化了妆。刘副团长问我:“你知道这是谁给你画的吗?”我一时无语。他哈哈大笑，说这是贺老总的杰作。我想贺老总日理万机，指挥千军万马，在战斗的间隙中还有兴致和一个普通的士兵开玩笑，真是平易近人，心胸宽阔。
三、攻打桌子山，活捉国民党军官
那年冬天，下了一场大雪，天冷的厉害，人哈口气都结成冰霜。我连战士驻扎的桌子山脚下，三天三夜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贺老总连续下了几道命令要攻打桌子山，也没有办法执行，关键是大雪封路走不了。待天气缓和了些，贺老总下了死命令，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要把桌子山拿下来！必须想办法搞到粮食，给前线的战士送上去，吃了饭就要冲锋。后勤部门搞到的是油麦，战士们没有吃饭的家伙，就用苫房的小布瓦，发给每人一个片儿，一捧油麦，战士们把油麦放到瓦片儿上，用雪和了，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战士们吃饱了，立刻有了精神。战士们迅速集合。冲锋号响了，战士们一鼓作气拿下了桌子山。
当时我是班长，我们班有两名战士连饿带冻动弹不了了，我们就把他俩放在炕头上，烧点儿火，给他俩盖上了棉被，想让他们热乎热乎。开饭的号吹响了，他俩还不出被窝儿。我过去把被子一掀:“你俩怎么还不动，装什么蒜！”他俩还没有反应，一摸他俩的鼻孔，已经停止了呼吸。这减员了，咱不得跟上面报告吗，走到半道上，坏了，闹肚子，我就找了个厕所刚蹲下，就发现从过道里出来一个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官，她手里握着个大二八盒子。他没有发现我，不然我必死无疑，我手没有家伙啊，怎么办，我急中生智，壮着胆子大大喝一声:“不许动！你给我跪下！举起手来！要不我毙了你！”你还别说，这一招儿还真灵，他乖乖的跪下了举起了双手。说时迟那时快，我一手提着裤子，一手夺过了他手中的枪，一脚把他踹倒在地，来了个前趴虎。我一手提着裤子，一手举着大二八盒子把他押到了连部。连长问我怎么回事，我就把冻死两个战士活捉敌军官的过程作了汇报。连长表扬我说:“小崔子，好样的!”
四、几次遇炸脱险，部队打散认干妈
哑巴岭战斗结束后，我部驻扎在代县以西左运右运一带。一天一架敌人的小飞机在上面盘旋，越飞越低，机枪步枪的射程之内，战士们就用枪打。它又折了个个子，又冒火儿又冒烟儿，一看这不是打中了呗，还用打吗？也不用隐蔽了，战士们都出来啦。事后才知道，这是一架小型侦察机，它在空中盘旋，选好方位垂直往下降，降到一定程度选准角度拍射，拍照完了它又飞走了，这些当时我们都不知道啊。没过20分钟，这一顿炮弹把我们打的。俺们那个班长叫强子脑袋钻进油麦堆里，敌人打完炮弹我去叫他:“怎么了？你撅着个屁股干什么啊，快跑啊!”再一拉他，他的脑袋都被炸滥了。当时我躲在一个埋死人的坑里，躲过了这场灾难。
1946年秋打大同，我们7个炮兵战士靠一棵大槐树作掩护，躲在大树洞里。突然30多架号称“黑寡妇”的敌机对我阵地狂轰乱炸。槐树炸倒，阵地被埋，我们7个炮手只救出了两个，第一个被救出的是一个叫田仓的山西人，第二个就是我，其它5人都壮烈牺牲了。我一只耳朵被震聋，至今没好。
记得一次战斗结束后，正开饭，是炖的肉，每人一碗。这时只见北面的山头上乌烟障气，再定睛一看乌鸦鸦一片向我们扑来，原来是傅作义部的一个骑兵旅向我们发起了进攻。敌人的装备精良，射程之内的就用40步枪打，被追上了的就用刀砍。我们慌忙架起炮车，6匹骡子拉一架炮车。我手里还端着一碗肉，跑着跑着我摔了一跤，把肉扣了，立刻抓起一把填到嘴里，一边吃一边跑。敌军追上一个杀一个，我一看大事不妙，就藏在了一棵大树洞里，敌军只顾追杀，没有发现我。我躲过了这一劫。
部队被打散，我们只能白天躲到山洞里，夜间出来找点吃的，等待时机寻找部队。我们不敢打扰百姓，不敢偷地里的庄稼，我就溜到一个小村里，装作要饭的，认了个干妈，她给我吃的，使我活了下来。后来和她说明了情况，她就给我们藏在山洞里的几个战士送些吃的，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那时军队上纪律相当严格，一个连长，长征战士，饿得难挨，偷挖了老百姓一块山圩吃，被关了3天紧闭。我以为我这次认干妈，要干粮，打扰了老百姓，违犯了纪律，等着受处分了，结果找到部队后还受了表扬，说我会做群众工作了。 战斗英雄崔福庆
文/刘凤迎 何万志
国庆长假到了，人们纷纷驱车登山踏海，甚至登上飞机，到美国，到泰国，一览异国风情。而我们却推上我那辆闪电白龙驹（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的自行车），钻进了一处低矮的小平房，也钻进了一段烽火连天激情燃烧的岁月。俗话说山高人为峰，本来在周围高层楼房的映衬下低矮得象井一样的小平房，却因一位老人的精神与胸怀成为文安县精神的至高点，至少我个人这样认为。
一、我是党的人
我们采访的这位老人叫崔福庆，小名“命来”，文安县西关村人，生于一九二一年或一九二七年。身份证上是一九二一年，而子女们认为是一九二七年，不知是子女们记忆有误还是身份证有误。1945年3月参加革命，担任文安县支队杨贵生的警卫员、通讯兵。1946年任晋绥军区首长警卫员，后历任班长、排长，1949年建国前夕任特务连副连长。曾参加过解放王庆坨、胜芳保卫战、解放大同、解放包头、延安保卫战，集宁、绥远等战斗，听从指挥，机智勇敢，屡立战功。1957年转业到地方，先后在左各庄、鄚州（文安、大城、任丘三县合并）苏桥、赵各庄、文安县武装部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在王村蹲点期间，因打井抗旱，从井架上掉下摔成腰部重伤。这样一份长长的履历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样一位老八路、老领导、文安的老功臣的家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说句实话，虽然咱地位鄙微，但是凭借着“文化人”这顶招风却不蔽雨的破帽子，在走进崔老家之前也曾走进一些大领导的家，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我跨进领导门槛的心情———晃眼。除了豪华的家具，就是古玩字画。但是走进老人的屋，我也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震撼！狭窄的空间里，几件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家具，可以称得上名人字画的只有三幅：一幅是毛泽东的画像，一幅是习近平的画像，还有一幅十大元帅的画像。估计是老人过年赶集的时候，是从地摊上请到家里来的吧。老人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是毛主席的兵，是党的人。我今年快九十了，我一辈子做了唯一一件不后悔的事就是跟党走，听党的话，任何时候也没有给党添麻烦，没有给党抹黑！但是我没有做够啊，现在我的孙子长大了，我还要让我的孙子去当兵，当习主席的兵，当共产党的人。我孙子踏出这个家的家门的时候，我跟我孙子说，孩子，记住：跟党走，听党的话！”
老人精神矍铄，说话堂音很高，浑身上下充斥着一种凛然正气，我看到了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面貌，看到了共产主义信仰的力量，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有着这样的党员，有着这样的信仰，中华梦何愁不能实现！说句实话，我也是一名党员，也是党的人，在老人面前觉得很渺小，甚至很可怜。
临走的时候，老人非要请客，顺便自己也解解馋，老人象个孩子似地眨眨着眼睛，狡猾地笑了笑，说：“想吃碗刀削面了”，我的鼻子不禁一阵发酸，眼睛不知什么时候湿润了。
二、 我饿啊
“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当兵，饿啊！”
老人浑浊的目光穿越到民国二十八年。日本人为了报复我军的进攻，丧尽病狂炸开了河口。河水象一条条浊龙，咆哮着一路东行，庄稼被没了，就连高粱也只剩下一个小脑袋。大水差点吞没今天的文安县城的城墙，孩子们可以坐在城墙上洗脚，迈过城垛子就可心坐上大船。地里颗粒不收，可谓锅内无米，灶下无柴。妈妈给人家缝缝补补，哥哥到了冬天，给人家撑拖床跑运输，风里来雨里去，到了年根了，连顿过年的饺子都吃不上。妈妈在一位好姐妹那里借了二斤高粱，又从另一位当家的哥哥那里借了一把晒干了的马齿菜。二斤高粱能碾出多少面来？家里吃饭的人多呀，给爷爷奶奶每人盛一碗后，还能剩下多少。我和妹妹在家里最小，分得饺子最多，一共分了五个。我和妹妹每人吃完一只后舍不得吃，就藏在窗台后面，明天再吃。谁知道啊，到了晚上就被猫给拉走了，为了那三只饺子啊，我们姐弟俩抱着头这顿哭呀，我一辈子忘不了。第二年开春，天暖和，我背着筐拾柴火去。拾了一半，我就把筐头一扔，去他娘个瓜打子去，我要吃饭，我要吃饱饭，我要当兵去，就这样，我当了八路了。当兵的那年才十六岁，人太小，个子又矮，哪跟得上大部队啊，就拽着个驴尾巴。满以为当上兵就能吃上一顿饱饭，但是还是饿。打绥远的时候，我们趴在雪地里，趴了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不动啊，后来贺龙下了死命令了，无论如何也要把粮食运上去。我记得是油麦，炒熟了的油麦面，每人一小捧。没有碗，就一个人发一个小瓦片，就着雪吃。肚子里总算有点食了，冲锋号就吹起了。我端起枪，拨拉了下我身边的两个兄弟：“兄弟，冲锋号都吹响了，往前冲啊！”
两个人再也没有站起来，在雪地里活活冻饿而死。后来咱们就有了大炮了，我当了炮兵了，跟国民党打。当时应该是驻扎在哑巴岭，一架小飞机飞过来了，飞得那个低啊，后来才知道那叫侦察机，肚子底下有个照相机。那时的炮弹多金贵呀，我们就用机枪打，飞机着火了，冒着烟，一个跟头就飞走了。我们立功了，部队给我们炖的肉。我们刚吃上一口，还没有咽下去了，炮弹雨点一样向我们呼啸而来，我们一共是七个人，上面的人都被炸成沫了，我们的班长紧紧地压着我，因为我最小。我推开班长，班长已经没气，嘴里紧紧地着那块肉。我大声地嚎着：“班长，肉，肉，吃吧，吃吧，到那边咱再也不做饿死鬼，班长，你吃肉啊，你吃肉！”
到了开国大典那一天，我们才不挨饿，我记得清清楚楚，不分官兵，每人发三块钱，放假三天，那三块钱，怎么花也花不完，我们就吃啊，可算吃上饱饭啦！
三、 我差点被枪毙了
刚参军的那时候，我给文安支队的杨桂生当警卫员，我当时年龄小，个子小，当通讯兵来往送信，大家还以为是小孩儿呢，不扎眼。当时部队要发动总攻了，让我送信。时间就是生命，我就跑啊，生怕误了大事。当时为了阻止日军的扫荡，地里竟埋地雷，怎么那么倒霉，我一脚踩在地雷了上。地雷是翻板地雷，你脚不抬，地雷不响。我就把鞋脱了，一点一点地挪，但是鞋子太轻，万一地雷响了怎么办。我就把背包放在地雷上，恐怕重量不行，压不住翻板。我又把枪摘了放在地雷上，然后就地十八滚，地雷没有响。但是枪怎么拿回来啊，枪是军人的第二生命，人在枪在。我就把绑腿解下来，拴上树枝，扔过去，套住枪，一点一点往回拉，总算把枪拉回来。我跑着去送信，但是晚了整整一刻钟。贻误了战机，要被枪毙的。过来两个人就要把我架出去给枪毙了。我说在被枪毙之前总得让我把情况说明白了吧，我就把情况如实地汇报了一下，结果不但没把我枪毙，还立了个三等功！
总攻开始了，我端着大枪就往前冲，刚一开枪，枪管就给炸了，炸了我个满脸花，倒了了血泊里，可能是刚才踩地雷的时候，枪管里进去沙子了。
四、光屁股战斗英雄
后来我就当了班长了，刚才不是说到在雪地里冻死两人吗，这减员了咱不得跟上面报告吗，走到半道上，坏了，闹肚子，我就找了个坟地，脱下裤子就拉，一会从坟地里钻出来一位国民党军官，提着盒子，这怎么办，要是被他发现了我是必死无疑啊，我手里没家伙呀，我壮着胆子大喝一声：“举起手来，动一下我就开枪打死你！”敌军官乖乖地举起手来。我上去就把他的枪下了，押送到部队。首先见了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崔福庆。”
“崔福庆！”
“到！”
我行了个军礼，忘了自己还提着裤子呢，结果裤子一下子掉到了脚跟底下，我成了部队里有名的光屁股战斗英雄。
五、 打井英雄
1957年转业，分到文安，后来调到县武装部主管全县的民兵训练。当时王村是全县一个民兵训练基地。生产训练两不误，我们还要夺全县的红旗。当年大旱，我领着民兵们打井抗旱，钻块了，我爬上钻井架去修，结果一不小心从钻进架上掉下来，腰椎骨被摔断了。被拉到天津医院医治。当时的县委书记陈建到天津医院看望，陈书记以一个首长的口吻，大声命令道：
“崔福庆，我现在以一个首长的名义命令你，必须在医院的硬板床上给老子躺足一百天，完不成任务，老子毙了你！”
老书记眼里噙满了泪花。
我皱着眉头，大声喊道：“我以一个党员的党性向首长保证，保证完成任务！”
后记：老人在一九五八年转业的时候，响应的党的号召，减轻党的负担，把已随军转成非农业的家属全部转成农业户口。现在大女儿患癌症已是晚期，大姑爷脑栓塞，生活不能自理。儿子基本上靠给人家洗车种点地维生。老人一再跟我们强调，感谢党，感谢政府，把我从一个农村的土娃娃培养成干部，不但让我能吃饱饭，还让我有了这么多孩子，我的孩子们都能吃饱饭，我现在是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想吃刀削面就吃刀削面，想吃包子就吃包子，多好啊！
(作于2016年10月)
访老革命战士崔福庆
文/何万志刘凤迎
在我们小区附近经常看一位耄耋老人在家人的搀扶下或推着养步车遛弯的身影。听人们议论说他是一位老革命干部，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我早想访问访问这位老革命，国庆节前夕接到文安县爱心联盟的通知，让人们提供在县城附近居住的老革命战士。为了得到他的细祥资料，我对老人进行了访问。
秋日暖阳，我们走进老人的家。是一进普通的三间瓦房，一个小院，屋子里朴素整洁，靠墙摆放上一把躺椅。墙壁上挂着毛主席周总理、习主席和十大元帅的画像。老人独自一人坐在炕沿上正在看电视，电视的音量调的很高，我向老人说明来意，老人耳背听不好，交流起来很困难。好在他长女就住在附近，他引导我将她叫来，长女给小妹打电话，又把老人的小女叫来。通过他两个女儿传话勾通，我们对老人进行了成功的采访。老人只是听力不好，精神矍铄，浑身上下充斥着一种凛然正气，思维敏捷，记忆力惊人，声音洪亮。对他亲身经历过的战斗都能说出个大概，而且挥动着手臂，动情动容，像给孩子们做报告。
按照爱心联盟的要求，我们用手机把拍了老人的身份证的照片，也给老人拍了照，发给了爱心联盟。老人说他今年89岁，而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是1921年，显然二者不符。经核对是身份证上打错了，把7打成了1。
老人的老伴已过世，是天津人，祖籍文安县西码头村，解放前随父母逃荒要饭盲流到天津，解放后经亲戚介绍与老人结成伴侣。生育四子二女，现已子孙满堂。1958年响应党的号召，将全家非农业户口转为农业户口，现在都靠务农和打工为生。一个孙子崔国辉为现役军人，在部队荣立三等功。他说我对孙子的希望就是在部队这所大学校里锻炼成长，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还说我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使我一个农村土娃娃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我活到这个岁数，赶上这样的好社会，儿女孝顺，家庭和睦，我很幸福。我的好多战友，在战斗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多次死里逃生，而且能活到这个岁数，我感到很幸运。我所有的一切都是毛主席共产党给我的。
崔福庆，男，文安县西关村人，1927年10月生。1945年3月参加革命，任文安县支队战士，1946年任晋绥军区炮兵团首长警卫员，后历任班长、排长，1949年任特务连副连长。曾参加过解放王庆坨、胜芳保卫战、解放大同、解放包头、延安保卫战，集宁、绥远等战斗，奋勇杀敌，机智果敢，屡立战功。1957年转业到地方工作。先后在左各庄、鄚州（文安、大城、任丘三县合并）苏桥、赵各庄、文安县武装部担任重要领导职务。
下面我们把老人讲的亲身经历的战斗整理成几个小故事，以飨读者。
一、想活命当了兵，行军拽着马尾巴
有人问老人为什么要当兵，老人说我饿啊，想弄口饭吃活命。
老人浑浊的目光穿越到民国二十八年。日本人为了报复我军的进攻，丧尽病狂炸开了河口。河水象一条条浊龙，咆哮着一路东行，庄稼被没了，就连高粱也只剩下一个小脑袋。大水差点吞没今天的文安县城的城墙，孩子们可以坐在城墙上洗脚，迈过城垛子就可心坐上大船。地里颗粒不收，可谓锅内无米，灶下无柴。妈妈给人家缝缝补补，哥哥到了冬天，给人家撑拖床跑运输，风里来雨里去，到了年根了，连顿过年的饺子都吃不上。妈妈在一位好姐妹那里借了二斤高粱，又从另一位当家的哥哥那里借了一把晒干了的马齿菜。二斤高粱能碾出多少面来？家里吃饭的人多呀，给爷爷奶奶每人盛一碗后，还能剩下多少。我和妹妹在家里最小，分得饺子最多，一共分了五个。我和妹妹每人吃完一只后舍不得吃，就藏在窗台后面，明天再吃。谁知道啊，到了晚上就被老鼠给拉走了，为了那三只饺子啊，我们姐弟俩抱着头这顿哭呀，我一辈子忘不了。第二年开春，天暖和，我背着筐拾柴火去。拾了一半，我就把筐头一扔，去他娘的，我要吃饭，我要吃饱饭，我要当兵去，就这样，我当了八路了。当兵的那年才十六岁，人太小，个子又矮，行军时哪跟得上大部队啊，就拽着个马尾巴。满以为当上兵就能吃上一顿饱饭，但是还是饿，而且遭的罪更多。（对此后面有详细的叙述）
到了开国大典那一天，我们才不挨饿，我记得清清楚楚，不分官兵，每人发三块钱，放假三天，那三块钱，怎么花也花不完，我们就吃啊，可算吃上饱饭啦！
二、送命令踩上雷差点儿丧命
1946年是我当兵的第二年，那年我17岁，给文安县支队城厢区区小队指导员杨桂生当通讯员。部队打王庆坨，首长派我往连队送进攻的命令，我背着马三八就出发了，马三八是日本造的一种短枪，因为我个子矮，长枪我背不起来，部队就让我用这种短枪。途中我一边观察一边慢跑，怕误了时辰，唉，真是越渴越吃盐，跑着跑着，冷不丁我感觉脚下的泥土往下一塌：“坏了，我踩上地雷了。”瞬间冷汗从我的头上流下。怎么那么倒霉，地雷是翻板地雷，你脚不抬，地雷不响。我心中暗暗庆幸，于是我不敢抬脚了，静下心来慢慢想对策。在训练时我们学过对付这种地雷的方法。我拔出刺刀想在地上取个土块儿，可是经过人踩马踏的土路又干又硬，我蹲下来用刺刀尖在地上划了一个方形，按照划出的痕迹拼力挖出小沟儿，累得我浑身往下淌汗，汗水浸透的衣服，溅起的细土糊在脸上身上，眼都睁不开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挖下了一块十来斤重的土块儿，压在了地雷上，怕压力不够，就把身上的背包取下来，也压在了上面，还是怕压力不够，又把我身上背的马三八压上去。估计也差不多了，我躺下身子来了个就得十八滚，地雷没响。头脑里紧绷的那根弦，才稍稍松了下来。真是感天念地，不然我死了算不了什么，关键是时间就是生命，命令送不出去延误了发起进攻的时间，会给战斗造成多大损失。我躲过了这一劫，但是枪还在上面，枪是战士的第二生命啊，枪丢了没法向组织交代，你说丢了，人家说你送给敌人了，这事说的清楚吗？我必须把枪取下来。怎么办呢？我想到了两条绑腿，就把它解下来，连结在一起，一端拴在抢头上，还是怕长度不够，但是一时也想不出再好的方法，有什么算什么吧。卧倒后伸出一只胳膊，用手攥住另一端往外一滚，还好由于土块的重量够了地雷的承受力，地雷没有响，我高兴地捡起枪，往身上一背，撒开腿一路狂奔。在挖土块时泥土溅在脸上，跟汗水和在一起，我成了一个真正的土猴儿，也没顾得系绑腿，拿起枪拉拉着绑腿带子，往连队跑去，一门心思就是快点把情报送到首长手里。
命令送到了，晚了一刻钟，贻误了战机，要被枪毙的。过来两个人就要把我架出去给枪毙了。我说，首长，枪毙我行，我没意见，只要你把让我把话说完。首长让我说，我就把途中怎么踩上了雷，又怎么排除的一五一十的向首长作了交待。首长见我这个狼狈相不是说谎，事后经过调查核实，不仅没有枪毙我，还给我记了一次三等功。
总攻开始了，我端着大枪就往前冲，刚一开枪，枪管就给炸了，炸了我个满脸花，倒了了血泊里，可能是刚才踩地雷的时候，枪管里进去沙子了。
若干年后，我去看望杨桂生同志。当时他以80高龄，小脑萎缩。他问我:“你是谁呀，你是小高儿吗？”当年小高儿在一场战斗结束后他去坟头儿边儿解大便，一蹲蹲到了一个地雷上，被炸得连骨头都找不到了。我说:“小高儿不是被地雷炸死了吗？”
“那你是谁呀？”
“我不是那个送信儿晚了，你非要枪毙的那个小崔子吗？”
“噢，你是小崔子啊!”
三、田参谋长牺牲，贺龙给我画脸
1946年跟随区小队打下胜芳王庆坨后，我被调到晋绥军区炮兵团。团长叫胡新，政委叫李书平，副团长叫刘德福，参谋长姓田，记不起他的名字了。我任副团长刘德福的警卫员。
一次我跟田参谋长去侦察地形，观察完后，田参谋长蹲在山坡上，拿出纸和笔在那聚精会神地画。这时飞来一颗炸弹，打中了田参谋长的腹部，肠子都流出来了，当场壮烈牺牲。我把他的肠子填回肚子里，用绑腿带子缠住，然后把他吃力地背回营地。
一次我跟随副团长刘德福去晋绥军区司令部向贺龙老总汇报工作。贺老总听完汇报作了指示后，外面下起了大雨，我们一时回不去丐司令部，刘副团长给我找了个地方让我躺下休息一会儿，我睡着了，睡得很香很死。贺老总看我躺在那里呼呼大睡，就拿来了蘸了墨的毛笔，在我的脸上划起了道儿道儿，嘴巴、眉毛、脸巴子上都留下了贺老总的杰作。我却全然不知。
回到了营地，刘副团长对我说:“你去照一下镜子。”我看到自己被滴了脸化了妆。刘副团长问我:“你知道这是谁给你画的吗?”我一时无语。他哈哈大笑，说这是贺老总的杰作。我想贺老总日理万机，指挥千军万马，在战斗的间隙中还有兴致和一个普通的士兵开玩笑，真是平易近人，心胸宽阔。
四、攻打桌子山，活捉国民党军官
那年冬天，下了一场大雪，天冷的厉害，人哈口气都结成冰霜。我连战士驻扎的桌子山脚下，三天三夜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贺老总连续下了几道命令要攻打桌子山，也没有办法执行，关键是大雪封路走不了。待天气缓和了些，贺老总下了死命令，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要把桌子山拿下来！必须想办法搞到粮食，给前线的战士送上去，吃了饭就要冲锋。后勤部门搞到的是油麦，战士们没有吃饭的家伙，就用苫房的小布瓦，发给每人一个片儿，一捧油麦，战士们把油麦放到瓦片儿上，用雪和了，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战士们吃饱了，立刻有了精神。战士们迅速集合。冲锋号响了，战士们一鼓作气拿下了桌子山。
当时我是班长，我们班有两名战士连饿带冻动弹不了了，我们就把他俩放在炕头上，烧点儿火，给他俩盖上了棉被，想让他们热乎热乎。开饭的号吹响了，他俩还不出被窝儿。我过去把被子一掀:“你俩怎么还不动，装什么蒜！”他俩还没有反应，一摸他俩的鼻孔，已经停止了呼吸。这减员了，咱不得跟上面报告吗，走到半道上，坏了，闹肚子，我就找了个厕所刚蹲下，就发现从过道里出来一个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官，她手里握着个大二八盒子。他没有发现我，不然我必死无疑，我手没有家伙啊，怎么办，我急中生智，壮着胆子大大喝一声:“不许动！你给我跪下！举起手来！要不我毙了你！”你还别说，这一招儿还真灵，他乖乖的跪下了举起了双手。说时迟那时快，我一手提着裤子，一手夺过了他手中的枪，一脚把他踹倒在地，来了个前趴虎。我一手提着裤子，一手举着大二八盒子把他押到了连部。连长问我怎么回事，我就把冻死两个战士活捉敌军官的过程作了汇报。连长表扬我说:“小崔子，好样的!”
五、几次遇炸脱险，部队打散认干妈
哑巴岭战斗结束后，我部驻扎在代县以西左运右运一带。一天一架敌人的小飞机飞过来，在上面盘旋，越飞越低，机枪步枪的射程之内，战士们就用枪打。它又折了个个子，又冒火儿又冒烟儿，一看这不是打中了呗，还用打吗？也不用隐蔽了，战士们都出来啦。事后才知道，这是一架小型侦察机，上头装着照相机，它在空中盘旋，选好方位垂直往下降，降到一定程度选准角度拍射，拍照完了它又飞走了，它引诱你打它，浪费你的子弹。这些当时我们都不知道啊。没过20分钟，这一顿炮弹把我们打的。俺们那个班长叫强子脑袋钻进油麦堆里，敌人打完炮弹我去叫他:“怎么了？你撅着个屁股干什么啊，快跑啊!”再一拉他，他的脑袋都被炸滥了。当时我躲在一个埋死人的坑里，躲过了这场灾难。
1946年秋打大同，我们7个炮兵战士靠一棵大槐树作掩护，躲在大树洞里。突然30多架号称“黑寡妇”的敌机对我阵地狂轰乱炸。槐树炸倒，阵地被埋，我们7个炮手只救出了两个，第一个被救出的是一个叫田仓的山西人，第二个就是我，其它5人都壮烈牺牲了。我一只耳朵被震聋，至今没好。
记得一次战斗结束后，正开饭，是炖的肉，每人一碗。这时只见北面的山头上乌烟障气，再定睛一看乌鸦鸦一片向我们扑来，原来是傅作义部的一个骑兵旅向我们发起了进攻。敌人的装备精良，射程之内的就用40步枪打，被追上了的就用刀砍。我们慌忙架起炮车，6匹骡子拉一架炮车。我手里还端着一碗肉，跑着跑着我摔了一跤，把肉扣了，立刻抓起一把填到嘴里，一边吃一边跑。敌军追上一个杀一个，我一看大事不妙，就藏在了一棵大树洞里，敌军只顾追杀，没有发现我。我躲过了这一劫。
部队被打散，我们只能白天躲到山洞里，夜间出来找点吃的，等待时机寻找部队。我们不敢打扰百姓，不敢偷地里的庄稼，我就溜到一个小村里，装作要饭的，认了个干妈，她给我吃的，使我活了下来。后来和她说明了情况，她就给我们藏在山洞里的几个战士送些吃的，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那时军队上纪律相当严格，一个连长，长征战士，饿得难挨，偷挖了老百姓一块山圩吃，被关了3天紧闭。我以为我这次认干妈，要干粮，打扰了老百姓，违犯了纪律，等着受处分了，结果找到部队后还受了表扬，说我会做群众工作了。
向老英雄致敬。 访老革命战士崔福庆(2)
文/何万志刘凤迎
在我们小区附近经常看一位耄耋老人在家人的搀扶下或推着养步车遛弯的身影。听人们议论说他是一位老革命干部，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我早想访问访问这位老革命，正好国庆节前夕接到文安县爱心联盟的通知，让我们提供在县城附近居住的老革命战士。为了得到他的详细资料我去拜访了老人。
秋日暖阳，我们走进老人的家。是一进普通的三间瓦房，一个小院，屋子里朴素整洁，靠墙摆放上一把躺椅。墙壁上挂着毛主席、周总理、习主席和十大元帅的画像。老人独自一人坐在炕沿上正在看电视，电视的音量调的很高，我向老人说明来意，老人耳背听不好，交流起来很困难。好在他长女就住在附近，他引导我将她叫来，长女给小妹打电话，又把老人的小女叫来。通过他两个女儿传话沟通，我们对老人进行了成功的采访。老人只是听力不好，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记忆力惊人，声音洪亮，浑身上下充斥着一种凛然正气。对他亲身经历过的战斗都能说出个大概，而且挥动着手臂，动情动容，像给孩子们做报告。
按照爱心联盟的要求，我们用手机给老人和他的身份证拍了照片，发给了爱心联盟。老人说他今年89岁，而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是1921年，显然二者不符。经核对是身份证上打错了，把7打成了1。
老人的老伴已过世，是天津人，祖籍文安县西码头村，解放前随父母逃荒要饭盲流到天津，解放后经亲戚介绍与老人结成伴侣。生育四子二女，现已子孙满堂。1958年响应党的号召，将全家非农业户口转为农业户口，现在都靠务农和打工为生。一个孙子崔国辉为现役军人，在部队荣立三等功。他说我对孙子的希望就是在部队这所大学校里锻炼成长，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还说:“我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使我一个农村土娃娃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我活到这个岁数，赶上这样的好社会，儿女孝顺，家庭和睦，我很幸福。我的好多战友，在战斗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多次死里逃生，而且能活到这个岁数，我感到很幸运。我所有的一切都是毛主席共产党给我的。”
老人叫崔福庆，男，文安县西关村人，1927年10月生。1945年3月参加革命，任文安县支队战士，1946年任晋绥军区炮兵团首长警卫员，后历任班长、排长，1949年任特务连副连长。曾参加过解放王庆坨、胜芳保卫战、解放大同、解放包头、延安保卫战，集宁、绥远等战斗，奋勇杀敌，机智果敢，屡立战功。1957年转业到地方工作。先后在左各庄、鄚州（文安、大城、任丘三县合并）苏桥、赵各庄、文安县武装部担任重要领导职务。
下面我们把老人讲的亲身经历的战斗整理成几个小故事，以飨读者。
一、想活命当了兵，行军拽着马尾巴
有人问老人为什么要当兵，老人说我饿啊，想弄口饭吃活命。
老人浑浊的目光穿越到民国二十八年。日本人为了报复我军的进攻，丧尽病狂炸开了河口。河水象一条条浊龙，咆哮着一路东行，庄稼被没了，就连高粱也只剩下一个小脑袋。大水差点吞没今天的文安县城的城墙，孩子们可以坐在城墙上洗脚，迈过城垛子就可心坐上大船。地里颗粒不收，可谓锅内无米，灶下无柴。妈妈给人家缝缝补补，哥哥到了冬天，给人家撑拖床跑运输，风里来雨里去，到了年根了，连顿过年的饺子都吃不上。妈妈在一位好姐妹那里借了二斤高粱，又从另一位当家的哥哥那里借了一把晒干了的马齿菜。二斤高粱能碾出多少面来？家里吃饭的人多呀，给爷爷奶奶每人盛一碗后，还能剩下多少。我和妹妹在家里最小，分得饺子最多，一共分了五个。我和妹妹每人吃完一只后舍不得吃，就藏在窗台后面，明天再吃。谁知道啊，到了晚上就被老鼠给拉走了，为了那三只饺子啊，我们姐弟俩抱着头这顿哭呀，我一辈子忘不了。
1945年开春，天暖和了，我背着筐拾柴火去。拾了一半，我就把筐头一扔，去他娘的，我要吃饭，我要吃饱饭，我要当兵去，就这样，我当了八路军。当兵的那年才十六岁，人太小，个子又矮，行军时哪跟得上大部队啊，就拽着个马尾巴。满以为当上兵就能吃上一顿饱饭，但是还是饿，而且遭的罪更多。（对此后面有详细的叙述）
到了开国大典那一天，我们才不挨饿，我记得清清楚楚，不分官兵，每人发三块钱，放假三天，那三块钱，怎么花也花不完，我们就吃啊，可算吃上饱饭啦！就在这一天我被提升为副连长，真是双喜临门啊！
二、送命令踩上雷差点儿丧命
1946年是我当兵的第二年，那年我17岁，给文安县支队城厢区区小队指导员杨桂生当通讯员。部队打王庆坨，首长派我往连队送进攻的命令，我背着马三八就出发了，马三八是日本造的一种短枪，因为我个子矮，长枪我背不起来，部队就让我用这种短枪。途中我一边观察一边慢跑，怕误了时辰，唉，真是越渴越吃盐，跑着跑着，冷不丁我感觉脚下的泥土往下一塌：“坏了，我踩上地雷了。”瞬间冷汗从我的头上流下。怎么那么倒霉，地雷是翻板地雷，你脚不抬，地雷不响。我心中暗暗庆幸，于是我不敢抬脚了，静下心来慢慢想对策。在训练时我们学过对付这种地雷的方法。我拔出刺刀想在地上取个土块儿，可是经过人踩马踏的土路又干又硬，我蹲下来用刺刀尖在地上划了一个方形，按照划出的痕迹拼力挖出小沟儿，累得我浑身往下淌汗，汗水浸透的衣服，溅起的细土糊在脸上身上，眼都睁不开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挖下了一块十来斤重的土块儿，压在了地雷上，怕压力不够，就把身上的背包取下来，也压在了上面，还是怕压力不够，又把我身上背的马三八压上去。估计也差不多了，我躺下身子来了个就地十八滚，地雷没响。头脑里紧绷的那根弦，才稍稍松了下来。真是感天念地啊，不然我死了算不了什么，关键是时间就是生命，命令送不出去延误了发起进攻的时间，会给战斗造成多大损失。我躲过了这一劫，但是枪还在上面，枪是战士的第二生命啊，枪丢了没法向组织交代，你说丢了，人家说你送给敌人了，这事说的清楚吗？我必须把枪取下来。怎么办呢？我想到了两条绑腿，就把它解下来，连结在一起，一端拴在抢头上，还是怕长度不够，但是一时也想不出再好的方法，有什么算什么吧。卧倒后伸出一只胳膊，用手攥住另一端往外一滚，还好由于土块的重量够了地雷的承受力，地雷没有响，我高兴地捡起枪，往身上一背，撒开腿一路狂奔。在挖土块时泥土溅在脸上，跟汗水和在一起，我成了一个真正的土猴儿，也没顾得系绑腿，拿起枪拉拉着绑腿带子，往连队跑去，一门心思就是快点把情报送到首长手里。
命令送到了，晚了一刻钟，贻误了战机，要被枪毙的。过来两个人就要把我架出去毙了。我说，首长，枪毙我行，我没意见，只要你让我把话说完。首长让我说，我就把途中怎么踩上了雷，又怎么排除的一五一十的向首长作了交待。首长见我这个狼狈相不是说谎，事后经过调查核实，不仅没有枪毙我，还给我记了一次三等功。
总攻开始了，我端着大枪就往前冲，刚一开枪，枪管就给炸了，炸了我个满脸花，倒了血泊里，可能是刚才踩地雷的时候，枪管里进去沙子了。
若干年后，我去看望杨桂生同志。当时他以80高龄，小脑萎缩。他问我:“你是谁呀，你是小高儿吗？”当年小高儿在一场战斗结束后他去坟头儿边儿解大便，一蹲蹲到了一个地雷上，被炸得连骨头都找不到了。我说:“小高儿不是被地雷炸死了吗？”
“那你是谁呀？”
“我不是那个送信儿晚了，你非要枪毙的那个小崔子吗？”
“噢，你是小崔子啊!”
三、田参谋长牺牲，贺龙给我画脸
1946年跟随区小队打下胜芳王庆坨后，我被调到晋绥军区炮兵团。团长叫胡新，政委叫李书平，副团长叫刘德福，参谋长姓田，记不起他的名字了。我任副团长刘德福的警卫员。
一次我跟田参谋长去侦察地形，观察完后，田参谋长蹲在山坡上，拿出纸和笔在那聚精会神地画。这时飞来一颗炸弹，打中了田参谋长的腹部，肠子都流出来了，当场壮烈牺牲。我把他的肠子填回肚子里，用绑腿带子缠住，然后把他吃力地背回营地。
一次我跟随副团长刘德福去晋绥军区司令部向贺龙老总汇报工作。贺老总听完汇报作了指示后，外面下起了大雨，我们一时回不去，刘副团长给我找了个地方让我躺下休息一会儿，我睡着了，睡得很香很死。贺老总看我躺在那里呼呼大睡，就拿来了蘸了墨的毛笔，在我的脸上划起了道儿道儿，嘴巴、眉毛、脸巴子上都留下了贺老总的杰作。我却全然不知。
回到了营地，刘副团长对我说:“你去照一下镜子。”我看到自己被化了妆。刘副团长问我:“你知道这是谁给你画的吗?”我一时无语。他哈哈大笑，说这是贺老总的杰作。我想贺老总日理万机，指挥千军万马，在战斗的间隙中还有兴致和一个普通的士兵开玩笑，真是平易近人，心胸宽阔。
四、攻打桌子山，活捉国民党军官
那年冬天，下了一场大雪，天冷的厉害，人哈口气都结成冰霜。我连战士驻扎的桌子山脚下，三天三夜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贺老总连续下了几道命令要攻打桌子山，也没有办法执行，关键是大雪封路人走不了。待天气缓和了些，贺老总下了死命令，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要把桌子山拿下来！必须想办法搞到粮食，给前线的战士送上去，吃了饭就要冲锋。后勤部门搞到的是油麦，战士们没有吃饭的家伙，就用苫房的小布瓦，发给每人一个瓦片儿，一捧油麦，战士们把油麦放到瓦片儿上，用雪和了，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战士们吃饱了，立刻有了精神。战士们迅速集合。冲锋号响了，战士们一鼓作气拿下了桌子山。
当时我是班长，我们班有两名战士连饿带冻动弹不了了，我们就把他俩放在炕头上，烧点儿火，给他俩盖上了棉被，想让他们热乎热乎。开饭的号吹响了，他俩还不出被窝儿。我过去把被子一掀:“你俩怎么还不动，装什么蒜！”他俩还没有反应，一摸他俩的鼻孔，已经停止了呼吸。这减员了，咱不得跟上面报告吗，走到半道上，坏了，闹肚子，我就找了个厕所刚蹲下，就发现从过道里出来一个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官，她手里握着个大二八盒子。他没有发现我，不然我必死无疑，我手里没有家伙啊，怎么办，我急中生智，壮着胆子大喝一声:“不许动！你给我跪下！举起手来！要不我毙了你！”你还别说，这一招儿还真灵，他乖乖的跪下了举起了双手。说时迟那时快，我一手提着裤子，一手夺过了他手中的枪，一脚把他踹倒在地，来了个前趴虎。我一手提着裤子，一手举着二八盒子把他押到了连部。连长问我怎么回事，我就把冻死两个战士活捉敌军官的过程作了汇报。连长表扬我说:“小崔子，好样的!”
五、几次遇炸脱险，部队打散认干妈
哑巴岭战斗结束后，我部驻扎在代县以西左运右运一带。一天一架敌人的小飞机飞过来，在上面盘旋，越飞越低，机枪步枪的射程之内，战士们就用枪打。它又折了个个子，又冒火儿又冒烟儿，一看这不是打中了呗，还用打吗，也不用隐蔽了，战士们都出来啦。事后才知道，这是一架小型侦察机，上头装着照相机，它在空中盘旋，选好方位垂直往下降，降到一定程度选准角度拍射，拍照完了它又飞走了，它引诱你打它，浪费你的子弹。这些当时我们都不知道啊。没过20分钟，这一顿炮弹把我们打的。俺们那个班长叫强子脑袋钻进油麦堆里，敌人打完炮弹我去叫他:“怎么了？你撅着个屁股干什么啊，快跑啊!”再一拉他，他的脑袋都被炸滥了。当时我躲在一个埋死人的坑里，躲过了这场灾难。
1946年秋打大同，我们7个炮兵战士靠一棵大槐树作掩护，躲在大树洞里。突然30多架号称“黑寡妇”的敌机对我阵地狂轰乱炸。槐树炸倒，阵地被埋，我们7个炮手只救出了两个，第一个被救出的是一个叫田仓的山西人，第二个就是我，其它5人都壮烈牺牲了。我一只耳朵被震聋，至今没好。
记得一次战斗结束后，正开饭，是炖的肉，每人一碗。这时只见北面的山头上乌烟障气，再定睛一看乌鸦鸦一片向我们扑来，原来是傅作义部的一个骑兵旅向我们发起了进攻。敌人的装备精良，射程之内的就用40步枪打，被追上了的就用刀砍。我们慌忙架起炮车，6匹骡子拉一架炮车。我手里还端着一碗肉，跑着跑着我摔了一跤，把肉扣了，立刻抓起一把填到嘴里，一边吃一边跑。敌军追上一个杀一个，我一看大事不妙，就藏在了一个大树洞里，敌军只顾追杀，没有发现我。我躲过了这一劫。
部队被打散，我们只能白天躲到山洞里，夜间出来找点吃的，等待时机寻找部队。我们不敢打扰百姓，不敢偷地里的庄稼，我就溜到一个小村里，装作要饭的，认了个干妈，她给我吃的，使我活了下来。后来和她说明了情况，她就给我们藏在山洞里的几个战士送些吃的，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那时军队上纪律相当严格，一个连长，长征战士，饿得难挨，偷挖了老百姓一块山圩吃，被关了3天禁闭。我以为我这次认干妈，要干粮，打扰了老百姓，违犯了纪律，等着受处分了，结果找到部队后还受了表扬，说我会做群众工作了。
不忘英魂 继续前进
一一访老革命战士崔福庆
文/何万志刘凤迎
在我们小区附近经常看到一位耄耋老人在家人的搀扶下或推着养步车遛弯的身影。听人们议论说他是一位老革命干部，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我早想访问访问这位老革命，正好国庆节前夕接到文安县爱心联盟的通知，让我们提供在县城附近居住的老革命战士。为了得到他的详细资料我们拜访了老人。
秋日暖阳，我们走进老人的家。老人住的是一进普通的三间瓦房，一个小院，屋子里朴素整洁，靠墙摆放上一把躺椅。墙壁上挂着毛主席、周总理、习主席和十大元帅的画像。老人独自一人坐在炕沿上正在看电视，电视的音量调的很高，我向老人说明来意，老人耳背听不好，交流起来很困难。好在他长女就住在附近，他引导我将她叫来，长女给小妹打电话，又把老人的小女叫来。通过他两个女儿传话沟通，我们对老人进行了成功的采访。老人只是听力不好，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记忆力惊人，声音洪亮，浑身上下充斥着一种凛然正气。对他亲身经历过的战斗都能说出个大概，而且挥动着手臂，动情动容，像给孩子们做报告。
按照爱心联盟的要求，我们用手机给老人和他的身份证拍了照片，发给了爱心联盟。老人说他今年89岁，而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是1921年，显然二者不符。经核对是身份证上打错了，把7打成了1。老人的儿女们说，其实老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就把建军节8月1日当作生日，以表达自已对革命军队战斗生活的敬仰和怀念。
老人的老伴已过世，是天津人，祖籍文安县西码头村，解放前随父母逃荒要饭盲流到天津，解放后经亲戚介绍与老人结成伴侣。生育四子二女，现已子孙满堂。1958年响应党的号召，将全家非农业户口转为农业户口，现在都靠务农和打工为生。一个孙子崔国辉为现役军人，在部队荣立三等功。他说:“我对孙子的希望就是在部队这所大学校里锻炼成长，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还说:“我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使我一个农村土娃娃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我活到这个岁数，赶上这样的好社会，儿女孝顺，家庭和睦，我很幸福。我的好多战友，在战斗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多次死里逃生，而且能活到这个岁数，我感到很幸运。我所有的一切都是毛主席共产党给的。”
老人叫崔福庆，男，文安县西关村人，1927年10月生。1945年3月参加革命，任文安县支队战士，1946年任晋绥军区炮兵团首长警卫员，后历任班长、排长，1949年任特务连副连长。曾参加过解放王庆坨、胜芳保卫战、解放大同、解放包头、延安保卫战，集宁、绥远等战斗，奋勇杀敌，机智果敢，屡立战功。3次受到毛主席接见。1957年转业到地方工作。先后在左各庄、鄚州（文安、大城、任丘三县合并）苏桥、赵各庄、文安县武装部担任重要领导职务。
下面我们把老人讲的亲身经历的战斗整理成几个小故事，以飨读者。
一、想活命当了兵，行军拽着马尾巴
有人问老人为什么要当兵，老人说我饿啊，想弄口饭吃活命。
老人浑浊的目光穿越到民国二十八年。日本人为了报复我军的进攻，丧尽病狂炸开了河口。河水象一条条浊龙，咆哮着一路东行，庄稼被没了，就连高粱也只剩下一个小脑袋。大水差点吞没今天的文安县城的城墙，孩子们可以坐在城墙上洗脚，迈过城垛子就可心坐上大船。地里颗粒不收，可谓锅内无米，灶下无柴。妈妈给人家缝缝补补，哥哥到了冬天，给人家撑拖床跑运输，风里来雨里去，到了年根了，连顿过年的饺子都吃不上。妈妈在一位好姐妹那里借了二斤高粱，又从另一位当家的哥哥那里借了一把晒干了的马齿菜。二斤高粱能碾出多少面来？家里吃饭的人多呀，给爷爷奶奶每人盛一碗后，还能剩下多少。我和妹妹在家里最小，分得饺子最多，一共分了五个。我和妹妹每人吃完一只后舍不得吃，就藏在窗台后面，明天再吃。谁知道啊，到了晚上就被老鼠给拉走了，为了那三只饺子啊，我们姐弟俩抱着头这顿哭呀，我一辈子忘不了。
1945年开春，天暖和了，我背着筐拾柴火去。拾了一半，我就把筐头一扔，去他娘的，我要吃饭，我要吃饱饭，我要当兵去，就这样，我当了八路军。当兵的那年才十六岁，人太小，个子又矮，行军时哪跟得上大部队啊，就拽着个马尾巴。满以为当上兵就能吃上一顿饱饭，但是还是饿，而且遭的罪更多。（对此后面有详细的叙述）
到了开国大典那一天，我们才不挨饿，我记得清清楚楚，不分官兵，每人发三块钱，放假三天，那三块钱，怎么花也花不完，我们就吃啊，可算吃上饱饭啦！就在这一天我被提升为副连长，真是双喜临门啊！
二、送命令踩上雷差点儿丧命
1946年是我当兵的第二年，那年我17岁，给文安县支队城厢区区小队指导员杨桂生当通讯员。部队打王庆坨，首长派我往连队送进攻的命令，我背着马三八就出发了，马三八是日本造的一种短枪，因为我个子矮，长枪我背不起来，部队就让我用这种短枪。途中我一边观察一边慢跑，怕误了时辰，唉，真是越渴越吃盐，跑着跑着，冷不丁我感觉脚下的泥土往下一塌：“坏了，我踩上地雷了。”瞬间冷汗从我的头上流下。怎么那么倒霉，地雷是翻板地雷，你脚不抬，地雷不响。我心中暗暗庆幸，于是我不敢抬脚了，静下心来慢慢想对策。在训练时我们学过对付这种地雷的方法。我拔出刺刀想在地上取个土块儿，可是经过人踩马踏的土路又干又硬，我蹲下来用刺刀尖在地上划了一个方形，按照划出的痕迹拼力挖出小沟儿，累得我浑身往下淌汗，汗水浸透的衣服，溅起的细土糊在脸上身上，眼都睁不开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挖下了一块十来斤重的土块儿，压在了地雷上，怕压力不够，就把身上的背包取下来，也压在了上面，还是怕压力不够，又把我身上背的马三八压上去。估计也差不多了，我躺下身子来了个就地十八滚，地雷没响。头脑里紧绷的那根弦，才稍稍松了下来。真是感天念地啊，不然我死了算不了什么，关键是时间就是生命，命令送不出去延误了发起进攻的时间，会给战斗造成多大损失。我躲过了这一劫，但是枪还在上面，枪是战士的第二生命啊，枪丢了没法向组织交代，你说丢了，人家说你送给敌人了，这事说的清楚吗？我必须把枪取下来。怎么办呢？我想到了两条绑腿，就把它解下来，连结在一起，一端拴在抢头上，还是怕长度不够，但是一时也想不出再好的方法，有什么算什么吧。卧倒后伸出一只胳膊，用手攥住另一端往外一滚，还好由于土块的重量够了地雷的承受力，地雷没有响，我高兴地捡起枪，往身上一背，撒开腿一路狂奔。在挖土块时泥土溅在脸上，跟汗水和在一起，我成了一个真正的土猴儿，也没顾得系绑腿，拿起枪拉拉着绑腿带子，往连队跑去，一门心思就是快点把情报送到首长手里。
命令送到了，晚了一刻钟，贻误了战机，要被枪毙的。过来两个人就要把我架出去毙了。我说，首长，枪毙我行，我没意见，只要你让我把话说完。首长让我说，我就把途中怎么踩上了雷，又怎么排除的一五一十的向首长作了交待。首长见我这个狼狈相不是说谎，事后经过调查核实，不仅没有枪毙我，还给我记了一次三等功。
总攻开始了，我端着大枪就往前冲，刚一开枪，枪管就给炸了，炸了我个满脸花，倒了血泊里，可能是刚才踩地雷的时候，枪管里进去沙子了。
若干年后，我去看望杨桂生同志。当时他以80高龄，小脑萎缩。他问我:“你是谁呀，你是小高儿吗？”当年小高儿在一场战斗结束后他去坟头儿边儿解大便，一蹲蹲到了一个地雷上，被炸得连骨头都找不到了。我说:“小高儿不是被地雷炸死了吗？”
“那你是谁呀？”
“我不是那个送信儿晚了，你非要枪毙的那个小崔子吗？”
“噢，你是小崔子啊!”
三、田参谋长牺牲，贺龙给我画脸
1946年跟随区小队打下胜芳王庆坨后，我被调到晋绥军区炮兵团。团长叫胡新，政委叫李书平，副团长叫刘德福，参谋长姓田，记不起他的名字了。我任副团长刘德福的警卫员。
一次我跟田参谋长去侦察地形，观察完后，田参谋长蹲在山坡上，拿出纸和笔在那聚精会神地画。这时飞来一颗炸弹，打中了田参谋长的腹部，肠子都流出来了，当场壮烈牺牲。我把他的肠子填回肚子里，用绑腿带子缠住，然后把他吃力地背回营地。
一次我跟随副团长刘德福去晋绥军区司令部向贺龙老总汇报工作。贺老总听完汇报作了指示后，外面下起了大雨，我们一时回不去，刘副团长给我找了个地方让我躺下休息一会儿，我睡着了，睡得很香很死。贺老总看我躺在那里呼呼大睡，就拿来了蘸了墨的毛笔，在我的脸上划起了道儿道儿，嘴巴、眉毛、脸巴子上都留下了贺老总的杰作。我却全然不知。
回到了营地，刘副团长对我说:“你去照一下镜子。”我看到自己被化了妆。刘副团长问我:“你知道这是谁给你画的吗?”我一时无语。他哈哈大笑，说这是贺老总的杰作。我想贺老总日理万机，指挥千军万马，在战斗的间隙中还有兴致和一个普通的士兵开玩笑，真是平易近人，心胸宽阔。
四、攻打桌子山，活捉国民党军官
那年冬天，下了一场大雪，天冷的厉害，人哈口气都结成冰霜。我连战士驻扎的桌子山脚下，三天三夜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贺老总连续下了几道命令要攻打桌子山，也没有办法执行，关键是大雪封路人走不了。待天气缓和了些，贺老总下了死命令，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要把桌子山拿下来！必须想办法搞到粮食，给前线的战士送上去，吃了饭就要冲锋。后勤部门搞到的是油麦，战士们没有吃饭的家伙，就用苫房的小布瓦，发给每人一个瓦片儿，一捧油麦，战士们把油麦放到瓦片儿上，用雪和了，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战士们吃饱了，立刻有了精神。战士们迅速集合。冲锋号响了，战士们一鼓作气拿下了桌子山。
当时我是班长，我们班有两名战士连饿带冻动弹不了了，我们就把他俩放在炕头上，烧点儿火，给他俩盖上了棉被，想让他们热乎热乎。开饭的号吹响了，他俩还不出被窝儿。我过去把被子一掀:“你俩怎么还不动，装什么蒜！”他俩还没有反应，一摸他俩的鼻孔，已经停止了呼吸。这减员了，咱不得跟上面报告吗，走到半道上，坏了，闹肚子，我就找了个厕所刚蹲下，就发现从过道里出来一个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官，他手里握着个大二八盒子。他没有发现我，不然我必死无疑，我手里没有家伙啊，怎么办，我急中生智，壮着胆子大喝一声:“不许动！你给我跪下！举起手来！要不我毙了你！”你还别说，这一招儿还真灵，他乖乖的跪下了举起了双手。说时迟那时快，我一手提着裤子，一手夺过了他手中的枪，一脚把他踹倒在地，来了个前趴虎。我一手提着裤子，一手举着二八盒子把他押到了连部。连长问我怎么回事，我就把冻死两个战士活捉敌军官的过程作了汇报。连长表扬我说:“小崔子，好样的!”
五、几次遇炸脱险，部队打散认干妈
哑巴岭战斗结束后，我部驻扎在代县以西左运右运一带。一天一架敌人的小飞机飞过来，在上面盘旋，越飞越低，机枪步枪的射程之内，战士们就用枪打。它又折了个个子，又冒火儿又冒烟儿，一看这不是打中了呗，还用打吗，也不用隐蔽了，战士们都出来啦。事后才知道，这是一架小型侦察机，上头装着照相机，它在空中盘旋，选好方位垂直往下降，降到一定程度选准角度拍射，拍照完了它又飞走了，它引诱你打它，浪费你的子弹。这些当时我们都不知道啊。没过20分钟，这一顿炮弹把我们打的。俺们那个班长叫强子脑袋钻进油麦堆里，敌人打完炮弹我去叫他:“怎么了？你撅着个屁股干什么啊，快跑啊!”再一拉他，他的脑袋都被炸滥了。当时我躲在一个埋死人的坑里，躲过了这场灾难。
1946年秋打大同，我们7个炮兵战士靠一棵大槐树作掩护，躲在大树洞里。突然30多架号称“黑寡妇”的敌机对我阵地狂轰乱炸。槐树炸倒，阵地被埋，我们7个炮手只救出了两个，第一个被救出的是一个叫田仓的山西人，第二个就是我，其它5人都壮烈牺牲了。我一只耳朵被震聋，至今没好。
记得一次战斗结束后，正开饭，是炖的肉，每人一碗。这时只见北面的山头上乌烟障气，再定睛一看乌鸦鸦一片向我们扑来，原来是傅作义部的一个骑兵旅向我们发起了进攻。敌人的装备精良，射程之内的就用40步枪打，被追上了的就用刀砍。我们慌忙架起炮车，6匹骡子拉一架炮车。我手里还端着一碗肉，跑着跑着我摔了一跤，把肉扣了，立刻抓起一把填到嘴里，一边吃一边跑。敌军追上一个杀一个，我一看大事不妙，就藏在了一个大树洞里，敌军只顾追杀，没有发现我。我躲过了这一劫。
部队被打散，我们只能白天躲到山洞里，夜间出来找点吃的，等待时机寻找部队。我们不敢打扰百姓，不敢偷地里的庄稼，我就溜到一个小村里，装作要饭的，认了个干妈，她给我吃的，使我活了下来。后来和她说明了情况，她就给我们藏在山洞里的几个战士送些吃的，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那时军队上纪律相当严格，一个连长，长征战士，饿得难挨，偷挖了老百姓一块山圩吃，被关了3天禁闭。我以为我这次认干妈，要干粮，打扰了老百姓，违犯了纪律，等着受处分了，结果找到部队后还受了表扬，说我会做群众工作了。
老人的故事永远也讲不完。他把我们带进了那个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成千上万的革命志士为又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不屈不挠舍生忘死英勇奋斗。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由他们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江河流水远不断，革命更有后来人。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把祖国建设的更加富强和美好！
（作于2016年国庆节。感谢董博伟老师指导，蔡传芳、宫彩辉二位女士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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