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全解》刘战魁 著
本帖最后由 农家小院 于 2014-4-12 16:28 编辑《道德经全解》（刘战魁 著）编者序 【一】
《道德经》— 智慧百科全书
《道德经》是一部阐释、论证自然道德观的大道之书，是一部化解社会生活中各种复杂矛盾和疑难问题的智慧之书，是一部规导各类社会文化与科学文化健康发展的哲学著作，是一部协调和 平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相互关系的治世之书，是一部指导人修养身心、净化社会意识形态、协调社会关系以及和谐天、地、人之间相互关系的百科全书。
虽然《道德经》只有五千言，但是蕴藏于五千言中的智慧性内涵，却为我们揭示、总结了如何符合人自身生命活动的运化法则以及自然与社会的发展规律三百余条。掌握这些规律和法则，学 会运用其中的公理和原则，能给我们带来无限的方便，能帮助我们从根源上解决任何矛盾、困惑和痛苦。
世间的任何人，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于其中找到解决的答案；无论是社会文化的发展，还是科学文化的进步，只要出现了困难和障碍，都能从其世界观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中发 现解决的办法，从而找到符合道、自然、社会、人之同一性与统一体关系的发展途径；无论人类社会关系与生活方式出现了怎样难以化解的矛盾、纷争与冲突，同样可以从这五千言中找到“ 常善救人而无弃人，常善救物而无弃物”的方式方法。
难解其意的原因
自老子留下《道德经》以后的两千多年里，人们对这五千言的解读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什么对同一部经典，会得出迥异不同的认知观点？这种现象是因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引起 的，还是众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得出的结果？从《道德经》的智慧性内涵来看，非也！
自庄子之后的研习者，恐怕极少有人能够真正理解这五千言中的自然道德观之本质内涵。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化书》的内容是围绕自然道德观来阐释天、地、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化 书》的作者谭峭，可算得上是道家修有成就的大德，他的创作立意，是想以“化”为枢机来解读老子道德五千言之智慧性内涵，但解读出四层左右之义旨已尽其力。即使如此，道、儒、释三 家中也很难找到如谭峭这般解读道文化的人，遑论比之老庄；再查找汉、唐、宋、明、清以来《道德经》的各种注解本，穷于案头，高谈雄辩，却难见能解其义旨一二层者。
从古至今，人们解读不出道德五千言之本质内涵的原因，我的老师刘战魁先生将此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不懂得《道德经》的本质内涵是中华智慧文化自古传承的自然道德观，不懂得自然道德观所涵盖和阐释的内容，是论述道、自然、社会、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学问，是规范人类世界观与 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学问，是帮助人类建立智慧性的人生观、价值观、是非观、生死观的学问，是对道的属性特征进行的描述与说明，是对自然运化规律的属性特征进行的描述与析解 ，是对道的体与用因相互作用而孕生演化整个宇宙间万有万象之机理进行的论证和阐释；是对人类智慧文明史之发展规律进行的论述与析解，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之属性特征进行的论述， 是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军事等各方面所应该遵循符合的法则进行的论述，是对社会关系和生活秩序之法则进行的论述；是对人的生命运化规律、身心活动规律、健康成长规律 、生活规律和应对法则进行的论述。
其二，不懂得老子阐释的自然道德观，是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非观、生死观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之间整体辩证关系的论述。
其三，无法理解老子运用了古老的象文化来阐释和论证自然道德观，及其符合自然逻辑秩序的表达法的语言艺术。
《黄帝内经-素问-五运行大论》：“夫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天下万化，数之不尽，然“其要一也”。比如，伏羲以 八卦之象，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天地万有，无不可相与比类，包罗于其中。像阴阳、五行、八卦、天干地支等都是象文化的内容，象文化是中国古智慧文化的根基，也是全人类文明文 化的根基。而先生站在自然道德观的高度上为我们全面破译了藏涵于河图洛书、天干地支、伏羲八卦中的千古不解之秘。
像《道德经》中“谷神不死”，就属于典型的象文化表达法。“谷”，甲骨文？？象两山间低凹之地，这样的地方低凹空虚，往往积蕴水流。成语有“虚怀若谷”，虚则遇物能容，遇声能应， 无择无弃，不竭不盈。可见不唯造字之字形有其象，字义亦有其象。“神”，金文一体？？同“申”，另一体？？从示，从申。“示”，《说文》①：“天垂象，见（现）吉凶，所以示人也。…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察天象之所示，顺而成之，即古时祭祀之义。“申”，甲骨文？？象闪电舒伸万变之形，古人以闪电为天示之象。神，《说文》：“天神，引出万物者也。”《易？系 辞》：“阴阳不测之谓神。”因此，“谷神不死”，以谷之象来比喻道之体虚寂藏涵、渊深幽隐之性；以神之象来比喻道之用冲虚灵应、变化莫测之性。“谷神不死”，虚而孕冲，“虚而不 屈，动而愈出”，天地化焉，万物育焉，形象化地描绘道之体与用形成连续不断的整体性的孕生演化状态。
象文化表达法，能够从智慧整体观的高度上把握其所要描绘事物于运化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的属性特征，能够从自然辩证法的层面描述出事物的存在形式与内容、万变之现象与不易之本质、 发展过程与结果之间自然逻辑的演绎秩序。象文化表达法，可以借助人的形象思维，来理解具体事物的色、声、光、形、质及大、小、多、少等属性特征；借助对人、事、物之间发生相互关 系的衍生演化内容与发展轨迹的自然逻辑秩序的认识，来达到掌握人、事、物之间整体运化的发展规律和法则。
其四，古今绝大多数研习者，或以识为智，不懂得智慧教育文化是以身心实证为基本要求与根本条件的，不懂得践证道体德用之属性特征的途径与方法；或见地不透，未见证到合道顺德的智 慧境界。
前三个方面，属于导致无法解读道德五千言之自然道德观的关键原因，而第四个方面则是至关重要的根本原因。试想，一个连小学文化都不够的人，如何能讲授大学之书？同理，一个没有合 道顺德之智慧能力的人，怎么可能译解、注释《道德经》中关于自然道德观的本质内涵，以及道体德用之属性特征？以学习文化知识的方式来学习智慧教育文化，无异于缘木求鱼。《易？系辞 》有言：“仁者见之谓之仁，知（智）者见之谓之知（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①汉许慎《说文解字》，又简称《说文》。】
(待续)
摘录于：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52942.html
摘录于： 草根网 道冲不盈 博客
如何重新认识老子与《道德经》的智慧（1）
【编者按】在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老子及其著述的《道德经》与中华民族的繁盛兴衰、中华文化的传承不息结下了不解之缘。宗教和民间的神话中传说中把老子奉为天上的神仙——太上老君，道教祖师，把《道德经》奉为“天书”——玄奥难解；而不懂智慧文化的文人又把老子诬为消极论、阴谋家、权谋论、诡辩者，甚至把儒、道对立等等… 到底应该怎样重新认识老子及其《道德经》呢？
我们所熟知的老子《道德经》，不仅开创了中国有史料记载以来的古代哲学思想之先河，而且其哲学思想被后人敬尊为道家智慧文化之鼻祖。它的这种哲学思想体系，不仅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还对我国两千多年来的智慧教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古人认识到了道德五千言存在的重要性，而且其中的本质内涵和精髓要义即使是在经历了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演变之后，也同样可以为今天的人类作贡献。《道德经》在世界哲学思想史上也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是全球发行量第二位的被译成外文的世界名著。
从《史记》记载看老子其人：“老子者，楚苦（音‘怙’）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大约生活于公元前600年～470年左右。老子出生在楚国苦县（今周口地区鹿邑县）。在老子的一生中，曾经做过周朝的守藏史，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馆长一职，工作地在今天的洛阳一带。长期在这一地区生活和工作的人，语言表达的本身也会因当地习俗而形成简洁明了的特征。更重要的是，老子不仅文史渊博，而且还是一位继承了上古智慧文明文化之精髓——自然道德观的伟大实践家，是一位见证了宇宙自然的绝对真理——“道”的圣人。
作为古代传播智慧真理的人，老子给我们留下了道德五千言的著述。老子著述的这部经典在诞生之初并没有名称，据现今可考的史料，战国末期的韩非子称其为《周书》，秦末《吕氏春秋·注》称其为《至上经》，至汉代才被称为《老子》，而后因其博大精深的智慧思想，被好黄老之道的汉景帝改“子”为“经”，才被尊称为《道德经》。
我国考古工作者于1993年发现了一座战国中期的楚墓，其中就有刻于竹简的《老子》，而且这个楚墓的主人收集了甲、乙、丙多个不同的版本。在长沙马王堆这座西汉墓中，考古工作者也发现了两种不同的帛书版本。通过不同历史时期发现的各种版本可以看出，《老子》在社会上流传的广泛性和深受人们喜欢的程度是不言而喻的。
（待续）
【注】本文摘自刘老师著《道德经全解》第一卷《第一讲》（Dao De Jing: A Complete Commentary，Book 1）， Awakening Light Press, 2013年9月版。有著者授权，转载请注明出处。
转载链接： 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52758.html
本帖最后由 农家小院 于 2014-4-12 14:35 编辑
如何重新认识老子及《道德经》的智慧（2）
《道德经》原文有哪些重要底本流传？
《老子》或称《道德经》这部古智慧经典，迄今已诞生了两千五百多年。期间有一百八十多个版本流行于世，还有一千多种注解，可谓是层出不穷。下面将《道德经》流传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版本大致作个简单介绍。
其一，郭店楚简（甲、乙、丙）本，亦简称楚简本、简本。1993年，湖北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有《老子》残文，今依竹简不同形制分为甲、乙、丙三组，此三组所载内容绝大部分不重复。据考证，此墓年代当为战国中期，简上文字有战国时期楚国文字的特点。此简本是现今发现的最早的《老子》传抄本，惜墓穴多次被盗，竹简已经散乱、损坏，残缺不全，现存《老子》三组仅有2046字。
简本《老子》甲、乙、丙三组，竹简形制不同，于不同时期抄传，所宗底本也应是不相同的。其内容大体与帛书本等古本及今本相近或相同，但文字有较多差异，文辞风格有战国时期楚地方言的特点；不分道经、德经，不分章，但有点状、钩状等符号似断句隔段之用，顺序与今本多有不同。
其二，马王堆帛书（甲、乙）本，亦简称帛书本。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老子》两种抄本，现分名甲本、乙本。据考证，马王堆汉墓群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利苍的家族墓地，利苍葬于二号墓，其妻辛追葬于一号墓，三号墓所葬为其子。帛书《老子》甲本以篆书抄写，无避讳；乙本以隶书抄写，避“邦”字（避汉高祖刘邦讳），可见二者抄写年代不同，但皆不晚于汉初。
帛书《老子》甲、乙本，规模与结构相似，以“德篇”与“道篇”分上下二篇，但不分章。乙本虽分两篇，但文句间无间隔符号标注，卷末注“德”3041字，“道”2426字，合计5467字；甲本标有点状符号，似划分段落的标志，卷末残损，无德篇、道篇字样，但行文结构与乙本相同。甲、乙二本，句型、虚词、古今字、通假字等多有不同，文句内容与顺序亦有不同，然残损处互补，可现大体完整的原文面貌。如果说《老子》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抄本是简本，那么帛书本则是最早的相对完整的抄本。
帛书本与今本相比，二者总体差异要较简本与今本之间的差异小，但帛书德篇在前，今本道篇所对应的内容却在前；帛书甲本中以点标示段落的划分与今本所划章节亦有差异，且帛书虚词较多，古今字、异体字、通假字等亦多有与今本不同者。
帛书甲、乙本所抄年代不同，各自所宗底本亦不一，且“在当时只不过是一般的学习读本，皆非善本。书中不仅有衍文脱字、误字误句，而且使用假借字也极不慎重。”（高明《帛书老子校注·序》）
其三，严遵《老子指归》（又称《道德真经指归》、《道德指归》），简称严本。严遵，汉成帝时人，著有《老子指归》、《老子注》，皆非如简本、帛书本那样仅是对《老子》原文的抄录，而是《老子》的注解本。
《老子注》亡佚，《老子指归》分“论德篇”和“论道篇”，其中“论道篇”亡佚，如今所见为后人辑录所成。严遵分《老子》为七十二章，以每章首数字为章名，注解多引《周易》语，其中误解处不少。自清初始，人多疑其为伪作。《汉书·艺文志》未录其书，然班固于《汉书·王贡两龚鲍传》中记载其人其事，称其确有注解《老子》之作。
其四，河上公《老子道德经》（《老子河上公章句》），简称河上公本、河上本。“河上丈人，不知何国人，自隐姓名，居河之湄，著老子章句，号河上丈人，亦称河上公。”（皇甫谧《高士传》）河上公，亦称河上丈人，居齐地琅琊一带，莫知名姓，莫知所注《老子》何时而成，后人一说为两汉时期之作，一说晚于王弼本，取前说者多。
河上本与王弼本，是流传最广、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个版本。河上本初载于《隋书·经籍志》，敦煌发现的六朝唐写本（简称敦煌本）《老子河上公章句》已有分章。然其几经抄传，已非原貌，章节当为后人所划分，二字章名为后人所加，文句亦被改动。现今《道德经》最普遍的八十一章的划分方法，即源于改动后的河上本。
河上本文句简古，后人多认为景龙碑本、遂州碑本等乃宗河上一脉；其注简明清晰，然解注偏于养生家言，多修身炼气之说。严遵本与河上本经文大体相近，然严遵本所传不广。
其五，王弼《老子注》（又称《道德真经注》），简称王弼本。王弼，三国曹魏山阳郡人，经学家、魏晋玄学家。王弼本初载于《隋书·经籍志》，是诸多《老子》古注中最著名的一个。无论是其所录的《老子》原文，还是注释，都对后世影响巨大。
然今所见王弼本，因几经抄传与后人加工，已非原初面貌。宋代晁说之跋：“不析乎道、德而上、下之。”言其无道经、德经之分；明末时，朱得之所见王弼本还未分章；到了清末，魏源所见王弼本有七十八章者。而今所见八十一章，是依流传的河上本八十一章的模式调整过的。在抄传过程中，王弼本并非仅篇章划分为后人加工，文字内容也必然有所改变，早非原本。
王弼本文笔晓畅，与河上本内容差异不多，然王弼本多虚词，其注有魏晋玄谈之风，后人多认为苏辙、陆希声、吴澄诸本皆宗王弼本一脉。现今所言《老子》通行本，即以王弼本、河上本为底本。
其六，傅奕《道德经古本篇》，简称傅奕本。傅奕，唐初学者，得一《老子》传世古本，据说此本是北齐时人开项羽妾塚所得，当为汉初古本。惜傅奕以其他几个版本与此古本合校，颇多改动，亦多讹误，且喜添“矣”、“也”等助词，后人传抄过程中又多添误处，今已无法得见此古本原貌。傅奕本经文大体与王弼本相近。
其七，景龙碑本。唐景龙二年（公元708年）易州龙兴观所立《道德经》碑，也简称景龙碑本、景龙本、碑本、易州本。此碑高五尺四寸，宽二尺五寸，额题：“大唐景龙二年正月易州龙兴观为国敬造道德经五千文”；经文分道经、德经二卷，分刻碑之两面，阳面第一行首书“老子道经”字样，阴面第一行首书“老子德经”字样。
考此碑本底本源流，近河上公本文辞简古一脉，当以其他所传古本、道家师承密本参校，择其善中之善者，而不唯景龙年间各种流行版本。今观此碑本字句精严古朴，当可知之。清代著名文献学家、藏书家严可均亦言：“世间真旧本，必以景龙碑本为最。”
历朝历代《道德经》各个版本流传的途径，大体可以分为官方、民间以及将《道德经》视为最高教义的道家（包括道教）内部这三路。对《道德经》善本的收集、文字校正以及刻印传播，官方是有自身优势的。尤其很多帝王对《道德经》都非常重视，要学习、传播甚至御注《道德经》，也能够调动得了这些人力和物力做这方面的工作，使得《道德经》诸多古本得以收集、保存并向民间推广、流传后世。与此同时，在民间，文人哲士、藏书家、私人印书作坊等，也对《道德经》古本的收集、保存和流传起着重要的作用，连官方都常向民间寻访古本。道家（包括道教）以《道德经》主旨为立教之本，是必学之经典，因此其内部传承体系保存和流传的写本、注本很多，对《道德经》古本收集、研究的专注性和抄录时态度的严谨性以及传承的连续性，与民间和官方相比有自身特殊的优势。
（待续）
【注】本文摘自刘老师著《道德经全解》第一卷《第一讲》（Dao De Jing: A Complete Commentary，Book 1）， Awakening Light Press, 2013年9月版。有著者授权，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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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重新认识老子及《道德经》的智慧（3）
哪个原文底本最贴近《道德经》原义的真本？
如果想从诸多版本中寻找那个最原始的真正的《道德经》原文，看样子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从老子当时的社会地位、工作经历和居住生活的地区来了解，并结合自身践证自然道德观所呈现的智慧境界来解读其内容，也不是说在一百八十多个版本里就看不出其中的某个版本与老子阐述自然道德观的原义相对符合一些。
通过对诸多古版本的筛选，我们最终选择了唐代景龙二年易州龙兴观《道德经》碑本。
《道德经》为中国历朝历代的文人学者奉为冠绝古今的智慧经典。尤其是李唐王朝，因皇家与老子（李聃）同姓，尊其为先祖。如唐玄宗李隆基就极为敬仰老子，崇尚道家思想，曾御注《道德经》，并颁发诏书：“老子《道德经》，宜令士庶家藏一本，每年贡举人，量减《尚书》、《论语》策一两条，准数加《老子》策，俾尊崇道本，宏益化源。今之此敕，亦宜家置一本，每须三省，以识朕怀。”（《全唐文》卷二十三《命贡举加老子策制》）并于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28年）命竖道德经幢，足见其对《道德经》的重视。
景龙碑本，是唐景龙二年（公元708年）正月所立，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道德经》石刻本。我们选此本的原因如下：
其一，过去传说《道德经》只有五千言，而现今流行的各种版本（足本）却多在七千至九千言不等，文字增改、修饰的痕迹非常明显。景龙碑本只有五千字多一点，与其他版本的文字数量相比较，应该算是最少的；重要的是其语言最为精练质朴，不像其他版本有那么多的修饰词，以及讹误、衍文。
其二，景龙碑本用字最为严谨精当。如“人”与“民”，古时二字表义各有侧重。虽二者常常互训，但不能完全混同，尤其是《道德经》这样的智慧文化经典，与文学领域的作品又不同。而于诸多版本中，唯景龙碑本，是义用是字，下此二字最为精准。或因传抄之失，或因妄测之误，流传于今的各种版本字句不同者颇多，若细加推敲比较，也不难发现此碑本用字谨严的优越性。本书从甲骨文、金文、篆文造字之初的本义入手，对《道德经》重要字词进行了详细解析，此处暂不一一列举。
其三，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景龙碑本语言表达之内涵的智慧性。对《道德经》版本的选择，从全文的文字数量方面来考量，这是外在参考条件，而更应该从语言文字的表达特点及其本质内涵去看，看其是否更贴近自然道德观的素朴原义。
我们以此景龙碑本为底本，并参照诸家版本对其中脱误处进行修正和整理，重新点校，方定型成为本书译注、释解的《道德经》原文版本。
（待续）
【注】本文摘自刘战魁先生著《道德经全解》第一卷《第一讲》（Dao De Jing: A Complete Commentary，Book 1）， Awakening Light Press, 2013年9月版。有著者授权，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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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重新认识老子及《道德经》的智慧（4）
《道德经》原文为何版本众多？
从《道德经》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出，老子不仅是一位大智慧者，而且其智慧境界能够与道、自然、社会、人这四者达成同一性，能够把握阴阳，顺应四时，安和五行。再加上他能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一职，博览群书，学贯古今，必具极高的文化修养，所以老子在驾驭语言文字方面，应该是独具匠心而又精辟凝炼的。
从我现在所能够了解到的各种版本来看，不同的版本内容或多或少都有些差别。
究其原因：首先，现存的各种《道德经》版本，已经是被后人加工整理过的。春秋战国时期，各地区语言文字并未统一，各诸侯国存在具有当地文化特点的文字体系，而且当时又没有刻版印刷的条件，所以是以个人抄录为主，那么在抄传的过程中，就会依各地区语言表达和文字运用习惯调整言辞章句，而且当时各种古今字、通假字、同源字等使用混乱，因此产生了不同的版本。再加上口头传播的途径，必然会造成许多次序混乱、缺漏讹误之处；书面传播的途径，又因当时书写载体以竹简为主，既易断损，简片间次序又易颠倒，甚至部分简片遗失，这些都可以造成诸多版本的差异。
秦以后，语言文字趋于统一，对不同语言文字风格的大量典籍进行了重新整理，整理成时人所习惯的表达方式。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语言文字的表达也会不断变迁，流传下来的文字对当时的人们而言已经变得古奥难识，古今字、通假字、同源字的用法也有了变化，因此不同时期的人们也会对其进行相应调整。这样流传的版本也就越来越多了。
这些从上文战国竹简本与帛书本的区别就能看出来。而且，先秦时期的《庄子》（又称《南华经》）、《列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又称《吕览》）、《淮南子》等书皆有引用《老子》的文句，但所引同段文字之间有差异，显然其时虽去老子不远，但所据底本却不相同。而到汉初时，所流传的版本已经很多了。
除了文字方面的差异，《老子》各段文字的次序也有改动，是被重新整理过了的。《老子》分篇、分章的形式，起初也是没有的，篇、章皆是后人依个人主张进行的划分。
其次，古往今来的很多文人学者，喜欢依自己的文字表达习惯与喜好，对其进行文字方面的润色；甚至依自己的理解对其内容进行增改。因个人修养的差别，使得错修、错改的现象也非常多。
这种润色首先表现在“兮”、“乎”、“矣”、“也”等虚词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时期的不同版本之间虚词的使用是有差异的，而且这种情况在同一时期的不同版本之间都存在。河上本与王弼本时差不远，文本上相差最大的就是虚词，后者较前者虚词多出不少。
这其中应该就涉及到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的人的语言文字表达的习惯问题了。
除了虚词，其他字句的修饰，很可能直接影响《道德经》原义的表达。
《道德经》在流传过程中，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权威的祖本，各抄传本中文句有差异，也必然会有讹误处。不同时期的学者在校订时，就会依据各人主观认知进行所谓的“完善”和“修正”。然而，这样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虽然有的地方将错处改对，但有的地方却将对处又改错了。比如上文提到的傅奕本，就明显存在这样的问题，以致掩盖了汉初古本的原貌。而有些道家和儒家等派别中人，会为了有利于己派理论而强行篡改。
如果说看错、抄错属于无意为之，那么这种错修、错改就属于有意为之了。
再次，传抄过程中的讹误与衍文，也会造成诸版本间内容的不同。比如现存古籍中批注羼入正文的情况十分常见，《道德经》亦然。而且，春秋战国时期，当时人们运用的是类似金文、篆文的古文字，文字结构还比较复杂，偏旁也不固定，写法不统一，古今字、通假字等又十分混乱，因此也会导致字句抄录过程中出现诸多讹误之处。
即使到秦统一文字以后，在手抄过程中，看错、抄错也是很难避免的，哪怕是诸人依同一底本抄录，相互之间也会出现诸多差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河上本和王弼本，是代代相承、流传最广的版本，且都已与初时大有不同，何况更早以前的祖本呢？
越到后来版本越多，在诸多版本互参互校过程中，讹错相承；同时，因多本互参造成不同版本之间文本内容渐趋相近、相同。
总之，现今所见《道德经》诸本，无论是文辞，还是段落、章节的划分及其顺序，都是经过后人不断调整和改动了的。
其实，被抄传得越多、越广泛，反而讹误处越多，离原貌越远，不如不常见的、流传少的古本容易保留原貌。碑本就这点而言也是有优势的，其载体易保存，立于道观中为人易见，避免传抄讹误。
对以上几点展开来讲，我们知道，老子生活于春秋末期。在春秋战国时期，有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各诸侯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由于各诸侯国的民风民俗、社会文化和生活地域环境存在差异，各地区语言文字也并不统一，所以老子阐述的自然道德观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就会被学习的人们按照当地语言文字的表达习惯和自我理解的方式进行“个性化”处理。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出土的不同的楚简版本中看出，各版本相重复的内容的语言字句存有一定的差异，不过大部分内容还是相似的，语言表达形式也比较相近。从战国楚简中可以明显发现，其中所记载的内容并不完整，但是言辞章句中论述的义理却清晰明了。
由于当时各诸侯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不一样，所形成的民风民俗不同，文化气息和表达特征不同，因此地域文化的形成内容和发展方向也就不一样了。那么当《道德经》流传到各诸侯国以后，人们对它的理解认识也就自然产生了高下深浅的不同，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版本的原因之一。尤其是这一文化发展到战国后期，通过几百年的社会应用，即使是包括诸子百家在内的名士，都会把自我理解的老子道德五千言的思想内涵用于治学与修身。
其实，人们对儒学文化的认识，也存在着这样类似的现象。从儒学文化体系的核心思想来看，实质上也能够部分地反映出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社会价值观与身心修养观。只不过由于这些儒者们治学修身的境界与老子相比还存有很大差距，所以在儒学文化里表达出来的思想境界就不可能有老子文中寓意的智慧性内涵那么博大精深了。
总之，无论是什么样的思想体系，只要流传个几百年，都会存在类似变味、变质的现象。当秦始皇统一了各诸侯国以后，中国的文字文化也被统一了起来，我们可以从“统一”这个社会背景中发现《道德经》战国楚简本与汉代帛书本的差别。帛书类版本的全文，亦是被后人整理过的，其与楚简本比较，相当于两种语言表达系统。
那么在古时候，谁有这么大的能力，主动对这么重要的文化进行规范、整理和推广呢？我想，无非存在两种可能：要么是政府规范传统文化的行为，要么就是某位既酷爱《道德经》又位高权重之人的行为。
关于是谁规范和整理过《道德经》，这个问题应该交给那些研究历史典籍的学者们去做。不过我个人认为，规范整理《道德经》的文化应该在秦汉时期。由于秦统一中国的时间较短，所以秦灭之后就是汉朝的天下，而从这个时期流传下来的版本来看，即从汉墓里发掘出来的版本中的文字体系来看，虽有差异，但变化不大。从现在发现的历朝历代的名家的注释来看，其整体的文化表达方式，也没有太大的差异。
而这个唐代景龙二年的易州龙兴观碑本的文字体系，与河上本相近，但是从表达方式上来看贴近更早前的古本，也有可能参考的是道家内部师徒传承下来的密本，因此与河上本、帛书本又有不少差异，不像后世的其他版本几乎是在帛书本、河上本、王弼本的“模型”里产生的。
如今我们所要讲到的这个《道德经》原文，应该不是老子本人最初原创的作品，但所用的这个景龙碑本的底本，一定符合老子本人智慧观的精髓要义。虽然从文字的表达上来看，规范整理之后的文字内容流畅精美，但仍然精练质朴，而且并没有脱离开老子阐释自然道德观的本质内涵。
其他版本中存在的那些多出的文字，应该是战国、秦汉时期的大学者们对《道德经》的自我理解，或美化语言文字所做的努力的结果；也可能是自己觉得文中好像有些地方没说明白，就自行补充了，补充以后的语言好像更优美一些、流畅一些。这样添添补补、补补添添，使其版本中多增加了几千字。可能他们会这样认为，像这样做可以使《道德经》的文化内涵变得更加流畅和深刻，而且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使文字的内容丰富、韵律优美了起来。但是，这样增改了以后，却不符合老子因工作性质和生活环境所形成的文风，以及不符合其所在地域的语言文化的表达特点。
（待续）
【注】本文摘自刘战魁先生著《道德经全解》第一卷《第一讲》（Liu Zhankui, Dao De Jing: A Complete Commentary，Book 1, ISBN: 978-1927072103）， Awakening Light Press, 2013年9月版。有著者授权，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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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重新认识老子及《道德经》的智慧（5）
老子、孔子及被误解了两千多年的《道德经》
《道德经》是我国古代智慧文化中最优秀、最经典的篇章，整部著作短小精悍，只用了五千多字。不过我认为，这五千多字涵盖了整个人类智慧文明文化最宝贵、最根本和最彻底的本质内涵。但是，《道德经》从诞生至今，在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虽然前辈们对它的研究与认识，为今人留下了重要而宝贵的学习资料，可在这个“研究”过程中却也产生了很多的谬误。这些谬误不仅掩盖了《道德经》的智慧原义，而且还模糊了其中阐释道的属性特征和论述自然、社会、人这三个方面规律及法则的内容。
老子著述的《道德经》，与孔孟论述的儒学文化之思想内涵，虽然都生长于中华古文化的土壤里，而且也都具有相对的融合性，但是判断这两大文化体系是否处在一个层面上的参照标准，或区别它们之间差异的关键点，就在于看其内容是否具有智慧性内涵。这样才能于其中窥见孔子、孟子的治学修身境界，可以因此窥见老子见证的智慧境界与呈现出的合道顺德的智慧能力。
据《史记》记载，孔子曾问礼于老子，受教而回，对自己的学生们讲了这样一番话：“鸟，我知道它能于空中飞翔；鱼，我知道它能于水中潜游；禽兽，我知道它能在陆地上跑跃。在陆上跑的禽兽，可以用网捕捉；在水中游的鱼，可以用钩丝钓取；在空中飞的鸟，可以用带绳的短箭射下。至于龙，乘风驾云于天，我实在无法知悉。我现在看老子，他就像龙一样啊！”（《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第三》：“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比《史记》成书更早的《吕氏春秋》（战国末期成书），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荆地（即楚国）有个人遗失了弓，但并不寻找讨还，他说：“荆人遗失了它，荆人拾得它，又何必讨还呢？”孔子说：“去其‘荆’。”后老聃听闻其事，说：“去其‘人’。”由此可知，老聃达到了至公的境界。（《吕氏春秋？卷一？贵公》：“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则至公矣。”）孔子不为荆地之一域所限，人人同一；而老子不唯无地域之限，亦无人之限，天下同一。
且不说这些史籍所记载的故事是否真有其事，但时人对老子与孔子智慧境界差异的评价可见一斑。只有当我们学懂《道德经》之后，才能明了老子著述的这部智慧经典的伟大意义，才能知悉孔子对老子智慧境界的评价是真实不虚的。
即便如孔子这样名垂千古的人，对老子都自认难以望其项背。可想而知，从古至今的大家学者们在研究、译注《道德经》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该是如何巨大，其又岂是常人凭一己之意而能理解的。
因此，《道德经》这部智慧经典在历史演化的过程中，两千多年来，经历了或乱世、或治世若干朝代的洗礼。不管是战国之乱、秦之一统，还是强汉盛唐，抑或后来的宋、明、清，每个朝代对《道德经》都非常重视，并运用其智慧的哲学思想为自身服务。上至皇家，下至庶民，都很注重对《道德经》的学习与研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道德经》从诞生至今，却难以找到一个符合自然道德观真义的注解本。
如果我们现在想把《道德经》的文化内涵理解透彻，就应该使《道德经》的文字内容尽量符合老子表达自然道德观的素朴之原义的思想内涵。这样就要求我们不仅从文字的数量上，而且还要从《道德经》的本质内涵方面去还其原义。
（待续）
【注】本文摘自刘战魁先生著《道德经全解》第一卷《第一讲》（Liu Zhankui, Dao De Jing: A Complete Commentary，Book 1, ISBN: 978-1927072103）， Awakening Light Press, 2013年9月版。有著者授权，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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