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iran 发表于 2011-7-13 11:32:37

自行车伴我成长(纪实原创一)

序言:我生长在自行车的时代。孩提时,看见骑自行承的像个怪物;上初中时,同学们骑自行车上学,我很羡慕;上高中时,学会了骑自行车,也有了自己的自行车。自此,我的学习、工作、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就没有离开过自行车。它与我同欢乐,共悲伤,它是我的伙伴,它见证了我的成长。

我小的时候,家里很穷,买不起自行车。每当看到别人起着自行车去走亲访友、下地干活的时候,我就十分羡慕。上初中时,同学们大都能骑上自行车上学,唯独我和族叔廷弼每天步行上学。为了不迟到,每天我们早早地出发,经常来不及吃早饭,拿着刚出锅的金黄色的棒子面饽饽,一边走一边吃。离学校八里多的路程,用不了一个小时就到了。经常比骑自行车的同学到得都早。偶尔晚一点,骑自行车的同学就托我们一段路程,这样一直到初中毕业。初中时,我刻苦学习,遵守纪律,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加入了共青团,多次受到校长杨思迁的表扬。


1973年底,我们升高中,正赶上全县统考,(此前“文革”中是不考试的)我们村30多名应届生,有15名考上了高中,其中我和侄子景云都被录取。这一年滩里撤了高中班,我们要到左各庄中学去上学,需要走读,如果住校的话,还要自带一个礼拜的干粮,因为学校没有学生食堂。听说大柳河中学有学生食堂,有学生宿舍,学生交面粉,食堂给代做。当时我父亲在大柳河公社工作,我和侄子就从左各庄中学转到了大柳河中学。记得办理转校手续时,我步行踏着皑皑的白雪到大柳河,又从大柳河到左各庄,沿海河大堤经安里屯回家。

第二年春季开学,侄子骑着自行车托着我和行李到大柳河中学报道入学,每隔一两周回一次家。我和侄子同年同岁,他比我小半年,我不能总让他托着,我要学骑自行车,于是在上学来往的路上,在侄子的指导和帮助下,我骑在自行车上稳住车把,他在后面扶着后椅架,他在后面再推上一阵子,这样我很快就学会了骑自行车。很快家里也给我购置了一辆崭新的“大铁驴”,这“大铁驴”车体长,用无缝钢管焊接,特别结实,骑着稳当,可托重物。那时,对我来说确实是一大幸事,我终于有了自己的自行车。家里距离学校25里的路程,两个多小时就能往返一次。那时,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搞勤工俭学师生们种药材,有红花、板蓝、枸杞等等,枸杞子成熟的时候,老师领着我们到枸杞园里摘枸杞子,那枸杞子黄豆粒一般大,红红的,圆圆的,亮亮的,里面满是红色的汁儿和无数个黄色的籽粒,据说有补血功能,我们一边摘,一边吃,挺甜的。据说吃多了上火,鼻出血,也不敢多吃。学校还组织师生骑自行车去石马干渠大堤上打柳树条子,去李庄农场钎高粱穗。劳动中或间歇时,我们有说有笑,老师还经常给我们讲故事,猜谜语,我们感到很快乐。那时,我印象最深的领导和老师有四个人,第一个是老革命干部管校代表高德茂老人,他对我们外乡人特殊照顾,刚去的时候,他让我们住小间,睡火炕,还经常问我们有什么困难。别的同学都住教室,睡地铺,地铺就是地上铺麦秸子,上面铺上蓆,人就在上面睡。后来我们也去教室睡地铺。第二个是宋宝书老师,教我们政治,他经常指导我写批判评论文章,在全校大会上发言。第三个是孙万高老师,30多岁的他,不仅长得帅,注重仪表,背头梳得倍亮,而且教师基本功十分扎实,字写得漂亮,标准语朗读,声音抑扬顿挫,极富感情。语文课上,他给我们读的《沁园春-雪》,至今还在我耳旁回响;作文课上,他给我们朗读的自己写的范文《春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我后来爱好写作起了很大影响,他曾指导我写了一篇短篇小说《播种育苗》,作文课上在班里朗读,并寄到《河北日报》文学副刊部,虽然没有发表,但编辑回信给了好评和鼓励。印象最深的同学就是小堡里的郭广增、郭金成、魏齐放同学,由于学校离该村近,放学后我们经常到他们家里去玩,老人们对我们特别热情,经常留我们吃饭,金成的母亲包饺子特别快,一起擀好几个面皮,将面皮放在手心里,放上陷一攥一个,我们经常在他家吃饺子。后来1977年去大柳河中学参加高考,我们还住在他们家中。1975年底,我们“高四”班(毕业班)全体师生骑自行车去文安影院合影留念。

比翼双飞 发表于 2011-7-15 00:04:54

美好的回忆

weiran 发表于 2015-1-5 10:56:22

序言:我生长在自行车的时代。孩提时,看见骑自行承的像个怪物;上初中时,同学们骑自行车上学,我很羡慕;上高中时,学会了骑自行车,也有了自己的自行车。自此,我的学习、工作、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就没有离开过自行车。它与我同欢乐,共悲伤,它是我的伙伴,它见证了我的成长。

我小的时候,家里很穷,买不起自行车。每当看到别人起着自行车去走亲访友、下地干活的时候,我就十分羡慕。上初中时,同学们大都能骑上自行车上学,唯独我和族叔廷弼每天步行上学。为了不迟到,每天我们早早地出发,经常来不及吃早饭,拿着刚出锅的金黄色的棒子面饽饽,一边走一边吃。离学校八里多的路程,用不了一个小时就到了。经常比骑自行车的同学到得都早。偶尔晚一点,骑自行车的同学就托我们一段路程,这样一直到初中毕业。初中时,我刻苦学习,遵守纪律,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加入了共青团,多次受到校长杨思迁的表扬。


1973年底,我们升高中,正赶上全县统考,(此前“文革”中是不考试的)我们村30多名应届生,有15名考上了高中,其中我和侄子景云都被录取。这一年滩里撤了高中班,我们要到左各庄中学去上学,需要走读,如果住校的话,还要自带一个礼拜的干粮,因为学校没有学生食堂。听说大柳河中学有学生食堂,有学生宿舍,学生交面粉,食堂给代做。当时我父亲在大柳河公社工作,我和侄子就从左各庄中学转到了大柳河中学。记得办理转校手续时,我步行踏着皑皑的白雪到大柳河,又从大柳河到左各庄,沿海河大堤经安里屯回家。

第二年春季开学,侄子骑着自行车托着我和行李到大柳河中学报道入学,每隔一两周回一次家。我和侄子同年同岁,他比我小半年,我不能总让他托着,我要学骑自行车,于是在上学来往的路上,在侄子的指导和帮助下,我骑在自行车上稳住车把,他在后面扶着后椅架,他在后面再推上一阵子,这样我很快就学会了骑自行车。很快家里也给我购置了一辆崭新的“大铁驴”,这“大铁驴”车体长,用无缝钢管焊接,特别结实,骑着稳当,可托重物。那时,对我来说确实是一大幸事,我终于有了自己的自行车。家里距离学校25里的路程,两个多小时就能往返一次。那时,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搞勤工俭学师生们种药材,有红花、板蓝、枸杞等等,枸杞子成熟的时候,老师领着我们到枸杞园里摘枸杞子,那枸杞子黄豆粒一般大,红红的,圆圆的,亮亮的,里面满是红色的汁儿和无数个黄色的籽粒,据说有补血功能,我们一边摘,一边吃,挺甜的。据说吃多了上火,鼻出血,也不敢多吃。学校还组织师生骑自行车去石马干渠大堤上打柳树条子,去李庄农场钎高粱穗。劳动中或间歇时,我们有说有笑,老师还经常给我们讲故事,猜谜语,我们感到很快乐。那时,我印象最深的领导和老师有四个人,第一个是老革命干部管校代表高德茂老人,他对我们外乡人特殊照顾,刚去的时候,他让我们住小间,睡火炕,还经常问我们有什么困难。别的同学都住教室,睡地铺,地铺就是地上铺麦秸子,上面铺上蓆,人就在上面睡。后来我们也去教室睡地铺。第二个是宋宝书老师,教我们政治,他经常指导我写批判评论文章,在全校大会上发言。第三个是孙万高老师,30多岁的他,不仅长得帅,注重仪表,背头梳得倍亮,而且教师基本功十分扎实,字写得漂亮,标准语朗读,声音抑扬顿挫,极富感情。语文课上,他给我们读的《沁园春-雪》,至今还在我耳旁回响;作文课上,他给我们朗读的自己写的范文《春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我后来爱好写作起了很大影响,他曾指导我写了一篇短篇小说《播种育苗》,作文课上在班里朗读,并寄到《河北日报》文学副刊部,虽然没有发表,但编辑回信给了好评和鼓励。印象最深的同学就是小堡里的郭广增、郭金成、魏齐放同学,由于学校离该村近,放学后我们经常到他们家里去玩,老人们对我们特别热情,经常留我们吃饭,金成的母亲包饺子特别快,一起擀好几个面皮,将面皮放在手心里,放上陷一攥一个,我们经常在他家吃饺子。后来1977年去大柳河中学参加高考,我们还住在他们家中。1975年底,我们“高四”班(毕业班)全体师生骑自行车去文安影院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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